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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6)


  眼下,马修·阿诺德对他那个时代英国贵族的看法,用在中国的满洲贵族身上也是合适的。他说:“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人像我们上流社会一般英国人这样,对于世界的现实变化如此的无知、迟钝,糊里糊涂。他既无思想,也没有我们中产阶级的那种严肃认真态度。正如我常说的,这种严肃认真态度,可能是本阶级得以拯救的伟大力量。唉,当听到贵族阶级中一个年轻富豪兴致勃发,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财富和物质享受大唱赞歌时,我们勤劳的中产阶级中人,即便庸俗透顶,以其良心所在,也会吓得倒退几步。”

  说起我们的满洲贵族缺乏智识,任何一个与北京汉人称之的满族大爷的人因公打过交道者,都能告诉你这么一个头戴蓝顶子或红顶子的白痴,他会毫无理由地与你辩论不休,纠缠没完,“而根本不懂什么叫交涉或辩论,一直到你觉得非逃之夭夭不可,不然你就得气疯,被迫犯下谋杀之罪,因为你忍不住要去掐他的脖子,把那个面无血色、两眼无神、絮絮叨叨的白痴给憋死”。不过,目前在中国,满洲贵族最大的缺点,还在于他们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现任摄政王是个例外,在我看来,他倒是有点过于严肃认真的毛病。我在北京见过的大多数满族王公和其他名流,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当今国事的严重,也没有意识到在国家财产方面他们那特殊化的、朝不保夕地位的危险性。正如拿破仑说起上个世纪的法国顽固派那样,现在中国的满洲贵族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甚至于义和团灾变之后,虽然吃尽了苦头,却丝毫也没有接受教训。他们所剩下的惟一一样东西就是骄傲——那种门第高贵、身无分文的苏格兰少女的骄傲。

  当然,我以上所说也有许多例外。目前的满洲贵族中,像铁良等人,便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中国的满洲贵族最杰出的道德品质,那种或许可以拯救自身的伟大力量——是他们的纯朴和耿直(guilessness),即便是今天,满人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仍然是一个不狡诈的民族,一个具有伟大的质朴心灵的民族,其结果是生活简朴,清风可操。现任外务部侍郎联芳曾留学法国,在李鸿章手下供职多年。他本有机会像李鸿章手下的“暴发户”们那样大捞一把——然而现在,他大概要算是中国留过洋的人当中最贫寒最清廉的一个了。还有一个锡良,即现在的东三省总督。他是从小知县做起,最后升任大总督的。其生活也很清寒,是个廉洁的人。说实话,要是不怕把这篇文章写得太长,我本可以再举出官场内外我所认识的许多满人贵族的名字,他们心地质朴,举止优雅,并有法国人所谓“发自内心的得体的礼貌”(1apoutesseducoeur)。他们都是真正的君予一旦知道怎么办,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尽职尽责,一旦听到召唤便不惜为了君国的荣誉献出生命。在此,我还想再提一下满洲妇女,特别是较为贫寒的满洲家庭里的那些妇女,她们靠朝廷补贴的微薄俸银为生,自己过着克己、半饥半饱的生活,像奴隶一样做苦工,努力成为一个贤淑之妇,去尽自己对孩子、丈夫、父母和祖先的责任。

  总而言之,公平合理地观察中国目前的种种混乱和颓败状况,我必须指出,那种最好的材料,凭借它可以产生出一种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种真正的新中国的最好材料——将仍然要在中国的满洲贵族中去找。的确,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处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扩展新时代,所有习惯于墨守陈规,对事物的变迁流转、对一切人类制度不可避免的暂时性缺乏认识的贵族,都是最容易陷入不知所措、无可奈何的困境之中的,实际上,在“开放”的新时代,最需要的是思想和懂得思想的人。不幸得很,中国的满洲贵族,跟所有的贵族一样厌恶智识修养,是些最不懂思想的人。话又说回来,虽说满洲贵族没有思想和不懂得思想,他们却有其某种可贵的东西,如没有这种东西不仅一种新的好的事物秩序,甚至旧秩序,旧秩序中的最佳之物,中国文明中的精华也势必遭到破坏和毁灭。一言以蔽之,满洲贵族有“气节”。这种道德品质在中国的任何阶级中,至少在我们庸俗的中产阶级儒生中是不易找到的。中国的儒生,我们庸俗的中产阶级,在此我可以指出,除了少数几个人例外,如现任两江总督,福州海战中的主角张佩伦的侄儿,他虽然还年轻,难以成为牛津运动的实际成员,却是一个受到过牛津运动精神熏陶的人——目前中国儒生的庸俗与丑恶的特征,从上海的中文报纸上随处可见,顺便补充一句,他们在张园的“各种表演”就更为庸俗不堪了。这些儒生已经是彻底丧失了道德,除了虚荣和狂妄之外,毫无品行可言。而中国的民众,即辛勤工作的阶层,的确,他们的道德至今也没有受到太大损害。但中国的民众没有政权,庆幸的是他们目前还没有掌权,因为在中国,民众的真实伟大的道德力量尽管强大,却是一种粗陋、残暴的力量,它没有满洲贵族道德力量的高尚与优雅。因此,一旦真正的民主被用于维护它的“否决”权,正如在太平天国叛乱和义和团暴乱中一样——那种否决权只能成为一种可怕的破坏力量。

  简而言之,一种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个新中国赖以建立的惟一基础和基石,是满洲贵族。但正如我所说过的,满洲贵族,这个中国的“上议院”必须革新。不仅中国,还有英格兰,目前亟需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革新贵族。中国的满洲贵族,正如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时代的英国贵族一样,我以为直到今天,他们的道德都仍然是健全的。不过,满洲贵族缺乏一个领袖——一个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的人来领导他们。我们的满洲贵族中最出色的人,像铁良,或更出色一些的,像现任摄政王——正如我在后文要说明的,他是一个和铁良一样纯洁而高尚、并且受到过牛津运动精神熏陶的人。所有这些人,只能够维护——且他们正尽最大的努力在维护——旧的秩序,使中国文明的精华免于破坏和毁灭。至于“开放”的积极工作——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创建一个新中国——满洲贵族,正如我所说过的,还缺乏一个领袖——一个有思想且能够理解思想的人去领导他们。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贵族找到了他们的领袖,即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此人的优势在于,他既不属于庸俗的中产阶级,也不属于野蛮的贵族阶级。因此,满洲贵族将可能从一个留过学的中国人中找到他们的领袖,一方面,他没有受到过分的教育,没有中国儒生那种自大和不切实际的迂腐;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满洲贵族的傲慢和阶级偏见。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对古老的中国文明中的道德价值和美的观念有真正认识,又具备说明和理解现代欧洲文明中扩展和进步思想能力的人。如果满洲贵族有了这样的领袖,外国人又能接受忠告,把一些真正有智识修养、除了懂外交和写新闻专电技术之类文明之物,还懂得文明问题的人派到中国来做外交官,如果这些外交官对于我所描述的那个留过学的中国人不仅不加干涉,给予放手处理一切权力,甚且以他们的德望来支持他——那么,中国真正的改革,那为了新中国的改革才有希望。这个新中国,不单属于中国人,也属于文明和全人类。世纪的秩序将重新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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