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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1)


  继曾国藩之后,中国儒生名义上的首领是李鸿章。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倒台,中国的儒生们面临群龙无首的困局。这种情况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国的统治权——正如我所说过的,它曾经在太平天国叛乱时期从满洲贵族手中落入汉族士大夫手里——现在则又重新回到了满洲贵族手中。裕禄继李鸿章之后做了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不过,这位满人总督在义和团暴动时因兵败而自裁于天津。不过,他还算不上是满洲贵族的首领。真正的满洲贵族首领是已故的军机大臣荣禄,他堪称中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

  已故的索尔兹伯里勋爵不仅拥有卡莱尔极为欣赏的那种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气派,而且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兼有马修·阿诺德在谈论诗时所提到的那种“气魄”。在这个工业化时代,他堪称英格兰贵族阶层中最后一个优雅的人。荣禄不仅具有高尚的品质和尊贵的气质,身为满洲最后一个“雅士”,人们常可以从这个有教养的满洲青年身上看到那种温文尔雅而不失宏大的气度,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贵族特有的威严。目前,我在北京见到的最为出色的满洲贵族,甚至于现在的摄政王,也没有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荣禄身上的那种气质。当然,除了荣禄之外,近来满洲贵族中惟一的另一位具有类似“宏大气度”的人,则是已故皇太后陛下——她不仅是一位像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那样的伟大贵妇或曰女主,她甚至还称得上是一位高贵而“不同寻常”的女性。

  然而,俾斯麦对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看法,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荣禄——在谈到身为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时,俾斯麦不客气地评论道:“他只不过是一块看上去像钢材的涂色石膏”。说白了,就是说他“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相反,俾斯麦则与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一样,富有才华与政治谋略。无论是索尔兹伯里勋爵还是满洲人荣禄,他们都不曾自命为“天才”。相比之下,不管是俾斯麦还是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他们则都曾费尽心机要提升自我的修养,提高智识水平。另外,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荣禄的血液里都只仅有英雄主义气概和高贵的品格——可以说,他们是人中之瑞,算是块可造之材,但是,他们却并未努力——也或者因他们太过执拗、高傲而不屑于去做那样的努力,即他们不屑把将自己血液中的高贵因子经由智识修养的萃取与提炼,因此,他们未能将其自身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没有能以提高自己的施政水平而在本国政坛做出更宏伟的事业。

  结果,他们两个人,索尔兹伯里勋爵这个品格高贵的英国大贵族,与骄傲的满洲贵族荣禄——当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处于危急的关头,而本人又负有最高责任的时候——他们两人都非但未能控制局势,反而听任局势的摆布。索尔兹伯里勋爵做梦也想过要向南非的布尔人开战,更没想到要吞并德兰士瓦。但他听凭事态自由发展,直到南非共和国总统克鲁格(Kruger)送来了最后通牒之后,那个伟大而骄傲的赛希尔的热血,才终于战胜了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索尔兹伯里勋爵,使他在战争爆发前夕的那场极其动听、令人难忘的演说中,怒火中烧,不可遏止。这一演说,读起来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科里奥兰纳(Coriolanu)的那场演说:

  你有数不清的谎话!叫我撕裂心肺
  也容纳不下。呀,奴才,你这该死的奴才!
  原谅我,爵主们,这是我生平头一次不得不骂。

  这一反应的结果是布尔战争的爆发和南非持续两年多的祸乱,说得更深远一些,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衰落。同样,中国的荣禄——正如有一天保存在武昌总督衙门的电报会证明的——他做梦也不曾想攻打外国使馆,更谈不上要将所有外国人都赶出中国去。要说正确和公正,外国人指责已故中国皇太后和荣禄处心积虑围攻使馆,要把所有外国人赶出中国,就好比指责已故维多利亚女王和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南非战争之前阴谋发动布尔战争并吞并德兰士瓦一样。

  事实恰恰相反——尽管荣禄已尽最大努力去制止那些因自尊被洋人刺痛而发疯的满洲贵族们,他也努力要保护在京的外国人,以维护列国间的和平,但是,当克林德男爵被董福祥军纪涣散的部下杀死时,他心如刀绞,立刻给张之洞总督发出一封加急电报,发出了绝望的呼叫:“Toutestperduforsl’honneur——一切都完了,只剩下自尊了。”

  实际上,像索尔兹伯里勋爵一样,荣禄听凭事态自由发展,漫无节制,直到外国海军发动猛攻,占领大沽口炮台,他身上流着的那高贵的满洲贵族血液才占了上风。于是,他放开羁縻之手,让端王带着疯狂的拳民,让董福祥带着麾下漫无军纪的甘军为所欲为。这一决定的结果是整个华北地区陷入一年半的骚乱中,而无辜的中国人民则不得不每年把千百万两白银送入外国国库。

  这样,索尔兹伯里勋爵和荣禄一经考验,便表明他们正如俾斯麦所说:“只是一块看上去像钢的涂料石膏。”孔子说:“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

  在议和结束,朝廷回迁京城后不久,荣禄大人便死去了。此后,庆王继之成为满洲贵族的领袖——尽管中英两国社会状况有别,但庆王就是中国的贝尔福勋爵。像贝尔福先生一样,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有些没有头脑的外国人,以及类似的中国人,将这样一个事实——即庆王从其所栽培和庇荫下的那些有油水可捞的下属那里接受钱财和礼物,说白了也就是他受贿的事实——过于看重。

  其实,庆王并不像李鸿章那样对钱财本身怀有卑鄙无耻的贪婪之心,而是他身上那种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使得他无所顾忌地从其被保护人那里接受礼物和金钱。正如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犬儒主义使他在他那个时代容忍和庇护英国的“假公济私者”一样。沃波尔爵士曾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庆王则说:“我的身后事,与我无关”。在庆王看来,如果一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政府,连他这个奢侈惯了的老头子及其一家老小也养活不了,而他自己又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挽救这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政府,耗尽了全部的房产、私人财物乃至自己的一生,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老头子就要依靠自己来为自己及一家捞点外快了。假如英国的贝尔福先生生活在乔治时代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他的犬儒主义将使他像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一样,容忍和庇护“假公济私者”。假如他生活在中国,也会接受张伯伦先生及其伯明翰朋友的礼物和钞票,就像庆王接受袁世凯及其来自广东的朋友们所送的礼物一样。

  爱默生说:“我们评价一个人智能的高低,要看他抱负的大小。”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曾指出,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抱悲观主义,是其智能不健全或有缺陷的确切标志——现在中国的满洲贵族,像所有国家的贵族一样,最初都是一个军事部族或种族,其专长在于能征善战。它从形成之日起,就更需要和更重视发展体力,而不是脑力或智力。因此,该部族的后代,甚至到了晚近,社会环境改变了,但一般说来,他们仍然不爱去进行脑力或智力方面的训练,加强这方面的修养。

  然而,如果缺乏智能方面的修养,你就无法有思想,也无法了解思想。进一步说,若没有深厚的智能修养,你就不能有正确的思想,而没有思想,便无法对现实作出说明。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只能看见事物的外表,却无法见到事物的内涵,见到那物质客体的内在道德特质或精神价值。对于一个没有思想的农民来说,正如华兹华斯所言:路旁的樱草就只是一颗樱草,再也没有任何别的意义。简而言之,没有思想,人们无法说明和了解现实的内涵,而没有正确的思想,人们便无法得知现实真正的内涵——那种现实内在的道德特质或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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