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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生的病及死


  负生的病及死(1)

  (一九二二年五月七日)

  致负生[1]病死的原因是什么?

  负生是一个无产阶级者。他死了将近一个月,《武汉星期评论》为追悼他,特出专号。我想这期的文字,大概关于忆他、吊他、哭他、叹惜他……的一定不少。但我觉得这些忆、吊、哭、叹惜……除了表示悲伤的感情以外没有多大益处。我觉得致负生病死的原因,却很值得我们考查,很值得我们注意。

  负生的先人,原籍是安徽休宁县,他的父亲宦游到此,才入了湖北籍。但是因为宦游,没有固定的生活,遂落在无产阶级中去了。负生对于家庭的责任就一天一天大起来了,父母在生的供养,死后的丧葬,及妻子和儿女的负累。他以一身的劳动力供给这样浩大的消费,他的身体,也就慢慢地衰弱下来。这是他致病的始因。

  他的身体虽然日渐衰弱,可是他受经济的压迫也日甚一日,他所处的是“不劳动就不得食”的境遇,所以不能不卖尽力气,做一个“每天做十几个小时工”的工银劳动者。他的病也就因此种了很深的根。

  去年十二月,他的病情,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但他还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我记起他在病中同我谈的一段话,不由我不发指,不由我不痛恨现社会的经济组织。当时,我见他的病日见沉重,劝他休息,他说:“休息么?我何尝不知道!但是我的生活能让我休息吗?我能够饿着肚子休息吗?我的妻子儿女能让我休息吗?我能叫他们饥寒交迫地让我休息吗?唉!一个无产阶级者,连患病的权利,也被剥夺去了呵!”我又劝他医治,他说:“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医治的方法,但是我没有医治的可能。医治的方法,不外乎休息、调养两种,我的环境既不让我休息,哪还说得上调养?!”我们看他受的压迫是怎样的?

  他的遗书中叙述他的死,叙述得很精确。他说:“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环境,杀人的利剑从四面八方密如雨似地向我刺来……我是已经无抵抗力的了。可怜我是失败了!朋友们!我是失败的人,我可不是投降环境的人呵!……”

  他在活着的时候常说:“我像这样受各方面的压迫,尤其是经济的压迫,不知道几时才得解脱呵!”他在遗书中又说:“哈哈!我可乐极了。获得大解脱,除去一切烦恼……”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得出他死的原因来。他是一个硬汉子,他是一个不愿苟且偷生的硬汉子。我们想想,假若他要变了节,与旧社会妥协,做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安闲、愉快……他未必壮年致病吧?未必病了还不能休息,不能调养吧?因为他不这样,所以他却死了!

  我现在把致负生于病死的原因总括起来:家庭的负累是他致病的原因;过度的劳动是他的病深沉的原因;病了不得休息,不能调养,是他一病不起,获得解脱的原因。但是家庭的负累是社会经济组织不良的表现;过度的劳动是劳逸不平均、享受不平均的必然结果;病了不得休息,不能调养,则更是直接受了经济的压迫。我再把这几层原因归纳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致负生于病死的原因是现社会的经济制度。”

  我们已经考查出是“现社会的经济制度”杀了负生,我们若再不设法将它根本改造,那么,同负生一样的人还不知会有多少,都与负生一样被它杀绝不止!那么,我们真不胜其追悼了!那么,我们今天追悼负生,也就是没有意义了!

  【注】

  [1]负生:即黄负生(一八八一——一九二二),湖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原名凤清,江西人,清末在武昌工业传习所肄业,后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一七年与恽代英一道发起互助社,后又参加利群书社、共存社。一九一九年积极参加武汉地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为武汉学联起草电文及宣传文章。一九二〇年秋参加武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九二一年春,经陈潭秋介绍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任武汉地区中共区党委第一任宣传委员,兼党刊《武汉星期评论》主编。除担负党务工作外,还在学校任教,一九二二年一月,毛泽东曾到他家中探问病情。约于一九二二年三月病逝。

  (1)这是陈潭秋在悼念黄负生时所写的文章,目的不仅在于追悼,而在于分析死者致病致死的根本原因,从而想以此唤醒民众推翻“现社会的经济制度”,让人民求得解放,求得幸福。此文发表于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二年五月七日第四版,《觉悟》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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