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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的兵工政策是为军阀说法的吗?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现在“兵工政策”,居然成为军阀口中的时髦调子了:无论直系军阀奉系军阀或赵恒惕陈炯明派的军阀,莫不满口兵工政策,一面用为欺饰人民转移人民对于他们厌恶痛恨的策术,一面用为巩固他们武力基础的新式方法(参看本报第一期《统一、借债与国民党》)。

  民党要人徐谦牧师,北上“布道”,游说吴佩孚实行“兵工主义”,他说:“中山但为倡议者,实行仍在握有兵权者,甚望提倡,即此是救国”(十九日《申报》北京通信)。吴佩孚亦大言炎炎的说道:“兵工主义,孙先生无兵,不妨纸上谈之,然我有兵,且已着手实行,我之第三师即可作孙先生主义之试验品也”(见同日《申报》)。谁知孙先生原来的三民主义背时之日(张溥泉先生说“遍中国无人服从先生主义者,独胡匪与卖国贼信之”!见同日《申报》),正是他新倡的兵工主义行时之时;我们革命群众倒恐怕孙先生这种新主义在军阀中太行时了,而北上布道的徐牧师反“甚望”军阀去“提倡”呢!我们眼见张作霖提倡于关外,曹、吴提倡于关内,陈(炯明)、赵(恒惕)、唐(继尧)、刘(成勋)提倡于西南,中国马上会太平,国民党的革命救国用不着了,全国军阀便都是些“救国”者了!难怪汪精卫君在大连青年会说:“我们现在要来改变宗旨”,不做那与军阀战争的事了(见十九日《民国日报》)。

  在我们看来,孙先生兵工政策原来的用意,不过是想用这种方法来“铲除多年祸根之军阀势力”,使“全国军队同时以此改编”(见孙先生六月六日的宣言及对外宣言)。根本上改编或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这乃是革命胜利后最重要的工作;但决不是北伐失败后的现下形势可以做到。在现状下来谈兵工政策,于革命党本身为政策破产,而他方面便无异是代替军阀说法。我们真要以兵工政策来改编全国军阀的军队,第一步还是要先做到革命的胜利。故我们可以断定兵工政策惟有胜利的革命党才能实行,望“握有兵权者”去实行,不但是与虎谋皮,而且是助虎作伥。革命党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做些革命的工作呵!至于改良军阀的军队、巩固封建势力的基础,这种工作,你们不应去参与,尤其不应指教他们怎样做罢!

  (载《向导》第7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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