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蔡和森 >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 | 上页 下页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谁是他们的同盟者呢?有两派人是他的“暂时的”同盟者。

  第一,无政府主义派。当时无政府主义者与我们同盟的如何呢?我党开始形成时,去那里找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呢?真正能够站在无产阶级利益上的人呢?且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在广东及各地都有组织且发行了许多小册子),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当时曾有一部分激进分子相信了无政府主义。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是不行的,故在上海仲甫同志发起组织党时,连沈仲九(沈玄庐、李汉俊等的朋友与“五四”运动颇有关系)也拉进来,并且在当初有相当的作用和益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仍占多数;在北京开始组织党部时有五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五人,而我们的同志则有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三人;在广东的党部又为无政府党人占多数,尤其是青年团大部分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把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化,并在共产党的机关组织他们的党团;在北京他们霸占宣传机关,叫守常做庶务,国焘去跑路。故在北京、广东组织上往往发生冲突,开会时他们总是暗自先开个会讨论问题,不是从共产主义ABC起,而是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讨论起,阶级争斗对不对,集权制对不对?无产阶级专政应不应该?故党内此时即无一致的思想,且简直闹得不成样子。在上海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较弱,在吾党成立不久,沈仲九即以主义根本不同,不能合作,而不争斗的消极退出去了。在广东、北京每一次开会均有争论,并且有时甚至动武,组织上表现得十分冲突。但在北京我们同志既占少数,所以守常很为踌躇,而国焘则主张与之决裂,后来结果把他们赶出去了。广东S.Y.有二、三百人,但完全在无政府党人的手中,故我们将他们解散了,而从此由我们组织S.Y.。广东无政府主义的首领区声白,比较是进步一点,在理论上后来对我们让步,承认阶级争斗,而始终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故结果亦退出了。此种争斗经过了相当的期间,在形式上是决裂了,其实一直到现在仍然还是在争斗的,尤其是在湖南和广东的理发工会,都是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输入城市的结果)。不过现在他无统一的组织和宣传物了(工人中组织很小的一部分斗争)。无政府主义党对我们直到现在还是仇视的。并且有无数个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我们的同志了,或者抛弃无政府主义了。至于他们的首领如区声白让步了,黄凌霜(现在美国)到俄国给仲甫信,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了。由这点看来,开始时是与他们合作了。这一短时期的合作有什么意义呢?这意义实在是很大的,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急进分子是容易相信的,所以我们与之合作,并经过一时期的辩论后,他们这些先进分子都被马克思主义化了,而成为我们的同志了。

  第二,李汉俊和戴季陶主义。当初才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以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派,但是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派,而是中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中国的经济派、少数派。我们对于他们的争斗虽然没有很长的时间,他们的理论虽然没有怎样的有系统,但实际上是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经济派的背景。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他办《星期评论》时,其研究宣传的题目如何呢?他一面介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面也读过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了解,对阶级争斗与无产阶级专政,终是学生[3]的态度与怀疑的。我曾记得有一篇论文,最后的言论对无产阶级专政是怀疑的。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旧礼教、旧制度、旧思想,作为攻击旧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工具,是有相当意义的。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争斗的观点是怀疑的。李汉俊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程度似乎高一些,他的著作多些。戴季陶对于经济学的了解是不很好的,多少是跟中山跑的,有许多是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在党初形成时期中,李、戴有些什么不同的意见呢?党内大的倾向的不同,不是开始就有很大的倾向,而是由小的不清楚、不明显的渐渐的扩大了的。李汉俊在党内第一注意是宣传,尤其是学生中的宣传,当初我们认为也是错的。“五四”后学生起来革命化了,是需要新思想的,戴季陶、陈仲甫都是很重视的,但后来就不同了,李汉俊渐渐开始主张专门办学校,看书籍了,起初虽亦有相当的理,但他这种“专门”是错的倾向,他主张我党团结、组织先进分子(当然是知识阶级)是应该的,但当成“专门”就错了。他所以接着反对做劳动运动,而渐渐形成政治上的逻辑了。他认为我们应办学校,看书籍,宣传学生,而不应作组织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人俱乐部在汉俊看来都是多事了。他认为我们应当先组织学生,其次在政治上取得势力,然后组织工人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归纳他的政治主张则有以下几点:第一,专门宣传学生;第二,反对作劳动运动;第三,认为学生是党的基本势力;第四,反对政治运动和宣传;第五,反对有政治机关报;第六,反对中央集权制;第七,怕工人入党;第八,反对加入国民党;第九,反对领薪水。

  兹再解释之,因为他们政治观点错了,所以他主张先组织学生,反对团体的组织,他以为我们的势力很小,是不应该就作政治宣传的,这些政治工作让其他党去作好了。汉俊、望道都反对党的宣传和传单,他们是对于这种工作很害怕的,不高兴的,而且认为能够损害他们地位的。所以他们说我党势力小,如被捕就完了。并且他们以为宣传政治是很可笑的,因此他们只注意本身。他们对政治机关报是很漠视的,而他们对组织根本反对集权,他们以为我们第一,只作些文章去宣传学生,何必要中央集权呢?第二,他们是由旧观点出发,以为中央集权可流于个人专制,可以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的。因此他们对列宁在俄国的行动也是很怀疑的。其实他们似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有天然无政府的倾向,且在主要观点上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存统过去赞成汉俊,就是根据他天然无政府主义和主要观点上的无政府主义。汉俊第三反对铁的纪律,以为这就是专政。在第二次党的大会时,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汉俊的,望道、存统只赞成一部分。这是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大会时,汉俊写一意见书,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并说:我并非根本反对劳动运动,而是因种种缓急而主张先作学生运动。他反对加入国民党,是以为我们这样幼稚的组织而与别党合作完全是空话。对党的组织,他主张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为原则,合乎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中国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故中国共产党无集权制的必要,且目前亦无集中组织之必要。例如,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国共产党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即要设中央也不要三、五委员,只有一人坐在中央。各地方政策不宜相同而应由各地方自己去决定,中央大会是不能定的,反对有一致。这意见书到后(他自己并没有来,这一本意见书是托振法同志从河南带至大会),仲甫同志当时曾致电叫他,但他始终没有到会。由此可见,他已形成一致的思想了。他对党的工作限制,对一般的观点都错了,自成为汉俊主义了。他的主张是有他的背景的。而戴季陶在党内没有很长的时期(加入党不久就退出了),他退出的理由,是因为对不起中山(他以为对中山的关系太深),从道德、心理都过不去,所以他不是因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为避免国民党攻击起见,只站在党外帮忙来合作,他在党内至第二次大会时已不来了。好象有许多事实不可说。其实他在未入党以前已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了,而且退出的原因,是因为同孙中山的关系太深,同时他平时的主张又是反对阶级争斗的,而主张阶级合作的。他的具体主张是反对阶级争斗的,是根据民主主义来的,他以为如果搞阶级争斗是妨碍国民革命的,是会把国民革命阵线冲破的,因此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为两党信仰既不相同(中国共产党信仰阶级争斗,而国民党则信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如信仰共产主义对国民革命是有妨害的,如信仰民主主义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但这不过是表面上的,而在实际上是完全想把劳动运动变成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之工具,使中国劳动运动隶属于资产阶级,这就是戴季陶主义真正的最后的精神。简单地说我们是要把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变为劳动运动的一种工具,也就是无产阶级要利用民族革命以达到阶级解放的一种工具的。这两种精神的背景如何呢?这完全是代表两个阶级的对抗。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所以我们对戴季陶主义是斗争的。斗争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俄国当时亦如此,在欧洲各国亦都如此。在革命潮流高潮时,在工人阶级势力膨大时,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看见资产阶级统治发生危险,于是在主观上或假意相信马克思主义,而在客观上完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何以把戴季陶列在一起呢?因为他怕工人(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加入我们团体的代表),在客观上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了,戴季陶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李汉俊不主张我党作政治运动而将政治工作责任给国民党,给予资产阶级的党去了。近来戴季陶主义很明显的反对C.P.的存在,外面的宣传则说:我主张C.P.脱离国民党,是于共产党独立。其实他以为在中国急需要的就是国民革命,而三民主义适合各阶级的,故现在中国无须乎有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有妨害的,所以他主张是要把工农运动抓在国民党手中,从根本上拆散中国共产党。××独立派,想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民主义化,这种野心是何等大的啊!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是自觉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啊!他已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叛徒了。他是与我们对垒争斗的,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继续的与他争斗。另外李汉俊的主张也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他反对吃革命饭、领薪水(根本不了解职业革命家的意义,以为每个党员应另有职业)。他现在已开始反动了,俨然与人家共同组织新社会民主党,自以为是一半采法第二国际,一半是采法第三国际,而实际上他的主张反对苏俄联络日本,并办大学校以专门吸收我们党开除的同志,所以他现在完全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了。由不自觉的反动而趋于自觉的反动了。这些思想虽然在吾党的历史上是很短的,但对我党有很大关系,例如现在戴季陶主义在中国政治上已发生影响了,他们在我们党内存在的时间很短,他们的势力又小,我们对他们又没有很长的很激烈的争斗,也是因为这个倾向在党内没有大发现,所以没有与他大争斗,故在党内亦没有公开出来。他们现在虽没有打入工人群众,但现在国民党中或国民党外部积极的鼓动小资产阶级并从事劳动运动以破坏我们的劳动运动。故我们与他们的争斗是很激烈了。我们与戴季陶合作这一短时期是有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传很快的,因为他们都有社会地位,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了,互相争斗起来了,我们做民族运动,现在领导地位,而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发展越厉害,他们也愈害怕,故渐渐形成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反对我们,并在组织上破坏我们。由争斗又看出我们是对的,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总之,他们限制党的工作,使党成经济派、改良派,限制党的工作给予国民党去作,也就是告诉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短期中,虽有资产阶级急进代表加入,利用工人运动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现在党已制胜他们了,他们已退出去了,与我们公开的争斗起来了。我们是应该继续同他们争斗的。中国、俄国经济主义者和俄国无产阶级叛徒与中国无产阶级叛徒是一样的,俄国经济派的口号是“走入工人群众中去,而不作政治工作”;李汉俊的口号是“走入学生中去,不作政治工作”,这些都是很笑话的。经济派口号出来时,列宁曾说,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走入工人阶级群众中去,而应走入社会各阶级中去,以利用他们的力量。故中国共产党不仅作职工运动,而且要作团结各阶级的民众工作,不仅领导工人阶级,还应领导各阶级的民众。只有如此才能证明我党制胜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得到完全的成功。

  注:

  [3]疑原记录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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