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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


  ——十一月在武大讲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需要民众,军队前进作战固需要民众之援助,即军队后退亦需要民众之援助,救济伤兵,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无一不需要民众的力量,如果我们还不曾忘记阿比西利〔尼〕亚皇帝曾因单靠军队不发动民众而失败的教训,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急需发动广大的真正民众—主要的是参加生产的工农民众—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即在敌人也懂得这个。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时,上海的日本报纸曾警告他们的政府说:“日本军队战胜中国军队,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全中国的民众真的起来作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这便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了,政府应于此点深加注意”云云。

  开战以来,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异口同声的说要发动民众,公开说不需要民众的人,只是极少数。并且“全民抗战”这句话,成了一切刊物上的套语;实际上如果允许我说句老实话,完全没有这回事。所以空喊发动民众,喊破了喉咙,民众也不会有多大的回声,要民众起来,必须考虑到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

  我们须知:民众是有高度意识和意志的人类,不像牛马可以随着鞭子的声影,叫他们行就行,叫他们止就止的;更不是无意识的木石或粉团,人们要把他们做成什么东西就成为什么东西;所以无论政府的命令或政党的空口宣传,都同样没有发动民众的万能。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

  第一,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学生因为每日上课七八小时,尚且无法参加抗日工作,工人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或十三小时,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无论做日工或夜工,下了工疲乏得成了半死人,更没有担任抗日工作的可能了。农民耕地不足,衣食已很艰难,又加之以高租高利苛捐杂税以及种种征发、敲诈,压迫得他们不能活命,他们眼前的敌人是贪官污吏、地主、土劣、保甲长,而不是日本军队,终年过这样痛苦生活的农民,怎样会有抗日的情绪。参加生产的工人农民,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民众,绝非无业游民可比,而且他们占全国人民之最大多数,他们不能起来抗日,还能发动什么广大的民众呢?此外苛捐杂税,向下层人民强派公债和裁员减薪,也足以减杀小商人小职员的抗日情绪;学生功课太繁忙,也没有做抗日工作的时间。所以坐在沙发椅上,责备民众不爱国,不起来抗日的人们,简直和说“百姓无饭吃何不食肉糜”的昏皇帝是一样的货色!

  第二,必须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组织是一种力量,一切生物皆由无数细胞组织而成,细胞无力量,由无数细胞组织成各种器官,组织成各种生物,才发生各种力量;一盘散沙的民众也自然没有力量,民众有了组织,而且是经常的组织,不是乌合之众,便会发生伟大的力量。民众自身的痛苦解除了,然后才谈得上组织,也只有为解决自身的痛苦,民众才会迫切需要组织,并且解决痛苦之真的实现,还是要靠民众自己的组织力量。所以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必须立即恢复并充实由各业民众自己选举的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等。官办的招牌的没有民众的民众团体,在抗战中,除了禀承上官命令发几个通电以外,是不会有任何力量的。

  第三,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如果人民有了组织而没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他们的组织力量,只会用于解决他们自身的痛苦上面,而不能用之于政治,抗日乃是一种政治斗争。人类是政治动物,人民必须有政治的自由才算得是自由民,是国民,而不是被征服的奴隶,奴隶是不会爱国的,奴隶是不会自动的为国家民族利益而舍命斗争的。在数千年专制政治之下,过着没有组织没有政治自由的痛苦生活,对于统治者,老是抱定“抚我者后,虐我者仇”的见解,国家与民族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仿佛是一种奢侈品。所以现在要叫人民爱国,要叫人民起来为国家民族利益积极的对日抗战,不但要解决人民自身的痛苦,不但要让人民有自己的组织,尤其要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使人民自己真能感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身的利益与国家休戚相关,这件事决不是政府的命令和宣传教育所能够代替的。

  如果我们切切实实做到上述这三件事,发动民众当然不成问题。或者有人认为这样未免太发动了,我则以为没有这样的“太〔大〕发动”,是不能够抵抗站在我们眼前凶恶而有力的敌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的!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和发动民众有关,就是政党领导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在发动民众运动中政党领导的作用,一国中有几个政党存在着,便必然发生政党间争取领导民众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从来并不感觉有什么严重,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因为他们的政府党及在野党,都用发表政纲和公开的讲演,争取民众到自己党的方面来;各党在民众团体中亦各有分野,各自争取群众,争取在团体中的领导权,无论党争如何剧烈,从未想像到根本不容许他党争取群众,争取领导权。至于近年以来,有几个国家发生了一党专政的怪现状,根本不容许他党存在,这便根本没有什么政党间争取民众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谁都不能说现行的政制是法西斯主义专政或共产主义专政,当然应该容许有党派间争取民众的问题,并且可用先进的民治国家的所通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并不特别严重。尤其是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天,各党各派合作救亡的呼声,遍于全国,只要能够发动民众起来抗战,谁愈多尽点力愈好,在野党固义不容辞,政府党亦无所用其疑忌,在野党仅仅有了若干民众拥护,并不就能够夺取政权。并且政府党如果毅然决然采用上述三种办法发动民众,别的党派能够采用更激进的纲领,争取得更多的民众,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即令抗日的纲领不同,政党间遵循各国通行的办法,各据自己的纲领及政策,努力宣传,一任民众之从违,以争取民众,这正能够推动政治进步和提高民众之政治水平;倘然以为这样太过民主了,而采取不正当的甚至极卑劣的手段抢夺民众,如用武装打手和金钱来威迫利诱民众,复拿民众做自己的打手;造谣诬蔑对方,企图一党垄断;利用政治势力,利用民众落后意识,甚至以党员冒充民众压迫对方;政党间,甚至一党中各小派别间,如此这般非政治的无原则的强拉硬夺,不仅不能发动民众,还会使已起来的民众失望灰心而消极。大家如果不赶快觉悟,如果一直采用这样的手段争取民众,我包管各党各派将得不着一个民众;其结果不是各政党领导民众抵抗敌人,而是敌人领导着汉奸灭亡中国!

  讲演日期1937年11月21日

  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亚东图书馆1938年2月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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