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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铁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孙传芳章炳麟的双簧

  章炳麟劝孙传芳讨蒋的支电,不但高叫“迫切陈词,为国呼吁,为民请命”。并且责备孙传芳不应“宴安江左,偷引岁时”。其实这道将近一千字的电报,乃是孙传芳特别拿出一千块大龙洋,叫章炳麟如此这般的。这岂不是他俩在那里唱演双簧吗?

  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

  章炳麟今夏在苏州什么平旦学社讲学说:“文学当重气节,明末清初顾亭林先生之文学,为后世所推崇,亦以其气节耳,后人文章成〔诚〕能及之,而节操品概,往往不逮远甚。即如古人扬雄、韩愈,其文章虽好,而一则崇拜王莽,为当时帝王所雇用,志气消沉,一则重视富贵利禄,乞怜求援,廉耻丧失,气节皆不高超也。”我想听了他这段话的人,不浑身肉麻,便误以为是他自己痛责自己。以一个同盟会会员,首先向张之洞乞怜求援,乞怜不成,又派何震(刘申叔之妻)到端方处运动投降,首先通电说统治中国非项城不可,称孙、黄为小丑,章炳麟的气节安在?王莽比袁世凯总算略识诗书,而且扬雄在王莽朝,也并未曾像章炳麟荣任筹边使大摆勋章那样出丑;韩愈固然上书宰相不忘利禄,然而当时的宰相,也还不像现在的什么镇威孚威这样做恶,韩愈更未曾像章炳麟为区区一千元替孙传芳摇旗呐喊,且称孙传芳为神武这样的“廉耻丧失”!

  以党治国与军事专政

  现在治英国的是保守党,治意大利的是法西斯党,治美国的是共和党,凡非以君治国的国家,都是以党治国,本来一点也不稀奇;如果有人说以党治国是孙中山先生的新发明,或以此非难他,都算缺乏常识。现是〔在〕的中国,既非以君治国,又非以党治国,乃是以军治国;中山先生以为这样不好,所以主张也要和别国一样以党治国,换句话说,就是以政党政治来代替军事专政。我们以为凡是反对军事专政的人,便应该赞成以党治国;同时,主张以党治国的人,也不应该仍旧留恋军事专政!

  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

  在反赤军势力下之北京国立各大学,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学希望;同时,胡适之由赤俄写信给北京一班主张“仇赤友白”的朋友说:“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如此看来,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

  章炳麟和康有为的财运不齐

  章炳麟辛辛苦苦为孙传芳做了一篇洋洋千言的讨蒋电报,只到手一千块钱;同时,康有为到山东、天津、奉天走了一趟,“南返程仪万金五千不等”(见《时事新报》九月念九日北京电)。章炳麟得毋羡煞妒煞!

  好个中国和平之奥秘!

  教会办的《时兆月报》上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段话非常智慧,乃由伟大的上帝所说。中国和平之奥秘包括其中。今中国若遵行此话,国中就有和平,倘轻视之,就必兴起骚乱纷争。”(见该报本年七月号斐以文做的《中国可享和平么》一文中)青年们注意呵!照基督教的教义,中国若要享和平,只有遵行上帝的话,服顺所有中外掌权的人,惧怕他,恭敬他,切不可再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了!

  “反国民革命者”的民权呼声

  民权是我们应该主张的,摧残言论是我们应该反对的,可是我们却不赞成反革命者可以拿民权与言论自由做护身盾牌。研究系一班人对于民权与言论自由的观念,完全和我们相反:反动的北京《晨报》被毁时,他们大叫民权与言论自由被损害了,到了奉、直蹂躏北京报界,他们却一声不响,还仍旧附和奉军反赤;最近孙传芳封闭上海国民通信社,逮捕记者,他们是不响一声,同时对于国民政府禁售反对革命的报纸,则大呼民权与言论自由:照他们这样的态度,仿佛民权与言论自由仅仅只有给反革命运动做盾牌的单纯意义,似乎不甚妥当吧!

  所以我们对于此次广州禁售报纸的态度是:不根本责备他们这是摧残民权与言论自由,而是希望他们将所禁的报纸再审查一下,哪些是反对革命的(如“宁愿为反国民革命者”的《时事新报》之类),哪些不是反对革命的(如《独立青年》之类),应该分别看待。像《新申报》分明是孙传芳的机关报,《新闻报》一向为陈炯明鼓吹,现在又在为吴佩孚出力,《顺天时报》更不用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上海的《独立报》、《正论报》和香港的《讨赤报》,都是英帝国主义出钱办的,都天天大捧其张雨帅、吴玉帅、孙馨帅,民权与言论自由若为此等报纸而设,试问民权与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价值?

  署名:实

  《向导》周报第一七五期

   1926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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