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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

  中国历史所需要的国民党,乃是适合于世界革命大潮中中国民族革命要求之整个的革命党,不但非革命的普通政党不合这个需要,即革命的国民党中夹杂一派游移的右倾分子,亦是中国革命进行之极大的障碍。

  中国国民党之前身——中国革命同盟会,他的政纲,他的行动,都是一个革命的组织;辛亥革命后改称国民党时,遂丧失其革命性,其唯一原因,乃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开始厌弃革命,遂反映到国民党中,发生了背叛革命的右派,他们的声势非常之大,几乎使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左派失掉领袖的地位。这时国民党的总理,名义上虽然是孙中山,实际上乃是右派领袖宋教仁;中山先生看见这班右派,在组织上已附和官僚派“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口号,在政纲上已抛弃三民主义的要求,便发愤不过问党务,几乎不把国民党当作他自己的党。袁世凯得势,革命完全失散,中山先生乃决心排除那些右派,另组中华革命党;及袁氏死,广州南方政府再成立,复称中国国民党。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这期间的全党党员,在形式上都服从中山先生而听其指挥。其后因欧战中中国工业发展及俄国革命的影响,中国民族运动潮流不但高涨起来,而且新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生力军,使中国民族运动增加了新的意义:不但反对国内军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反对为帝国主义作走狗的奸商买办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主张要贯彻民族解放的完全目的,革命到底。这一民族运动的新趋势遂反映到国民党中,使国民党分为彻底革命和背叛革命之左右两派。这次右派声势之大,较过去宋教仁所领导的右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与左派之冲突决裂也更剧烈,其所表现之阶级的背景也更明显。此次右派分子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是一致的,所以右派也不是整个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前后,冯自由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六年正月)前后,戴季陶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前一个右派,他们不但口头上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事实上勾结香港政府及段祺瑞,援助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魏邦平,以反对共产党为名,攻打广州国民政府,又请求吴佩孚出兵讨伐赤化的国民军,又纠合所有的反动分子组织反赤大联合,目的在借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力量,扑灭他们的仇敌——全中国各种革命的势力;这班人已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反革命派,不应称为国民党右派,因为国民党无论左派右派,都不能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义。后一个右派,即新右派,他们不但要反对军阀,并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可是他们以为左派联俄联共政策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而要加以修正,这是他们和左派不同的地方;不过他们对于联俄联共政策只要求加以修正,并不主张根本上反俄反共,这是他们和反革命派不同的地方;他们这种中间的态度,有时是革命的,有时在客观上是帮助了反革命,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了革命。他们这种态度与思想,如果在一切实际行动上果然坚守得住,也还有一半令人可敬;可是在事实上,这一新右派只算是少数人一种理想,还未能形成独立的一派,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在组织上在行动上,并未能坚守他们的态度与思想和前一个右派即反革命派分开,虽然他们的领袖屡次表示不赞成左派同时也不赞成反革命派。现在我们可以略举新右派和反革命派未能分开的几件事实:第一,在组织上,他们的领袖季陶、孙科、伍朝枢虽然加入了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山东、江西、广州、徐州的右派党员及北京的一部分右派虽然和左派在一个组织;而西山会议及由此会议产生的上海中央总部,以至现在他们所召集的第二次大会,都是和反革命派合作的,在重庆、安庆、芜湖、南京、上海等市及江苏、浙江两省,他们都联合反革命派,另立和左派分离的组织。在行动上,这一新右派之发端,谁也知道是利用戴季陶的理论来号召的,照常情应该奉戴季陶为指导者,然而一开幕他们即勾结反革命派毒打戴季陶,捆绑戴季陶,幽囚戴季陶,使之狼狈南归,不敢出席西山会议,并至今不愿参加他们的工作,只这一件事,已经充分说明戴季陶等少数人所理想的新右派并未形成事实,大部分还是反革命派因利乘便在当中冒名作祟,所以现在这一新右派的领袖,不但戴季陶睡在湖州潜园叹气,即叶楚伧、邵元仲也不得不取了消极态度;有全国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也是他们由戴季陶理论的暗示而发生,实际上他们并不研究孙文主义,各地的孙文主义学会,都被反革命派占据了当做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左派之工具;居正参加上海的反赤大联合,覃振派人联络赵恒惕谋倒长沙的左派党部,南京及武汉的右派党员们,都在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狂呼打共产党,并指令警察捕拿共产党,像这些行动,更是出乎右派领袖们屡次所宣布的态度与思想之外,完全是反革命。

  因此,我们所以敢说现在所谓新右派,还非常模糊幼稚,还未能离开反革命派而独立自成一派。将来或者竟能自成一派,或者一部分变成左派一部分老实回到反革命派,此时虽不可知,而和反革命派混合的现状,大概是不能持久的。如果他们自成一派,而且很有力量,无论和左派在同一个组织与否,都是中国民族革命之障碍;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是他的阶级性,不独中国如此,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资产阶级都是如此。中国民族革命所需要的国民党,以富有这个阶级性的成分越少越好。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四八期

   192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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