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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不合作主义答北京《晨报》记者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

  蔡校长是我们最敬爱的人,但我们对于他消极的方法之宣传,认定在青年思想界,在革命的民众心理上,都有极大的恶影响,故不得不进以忠告。以前蔡校长只办教育不问政治的谬误主张,已经收了恶果,以〔已〕经引导青年学生到了极沉寂的睡眠状态几于不可救药;他现在虽然觉悟到恶浊政治使他不能再忍受而希望政治清明,却已后悔迟了,而且仍然取“退的”消极态度,又来宣传第二个谬误主张,北京《晨报》记者指明他是不合作主义,并居然称许为“确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我们认定蔡校长这第二个谬误主张,又要造成恶果,第一个恶果已经遗祸无穷,一时很不易改正过来,现在又要收第二个恶果,真是青年思想界之厄运重重,我们实在忍不住不出来反对;因为中国人婴退的懒惰的病根甚深,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正合他们的口胃,若是有人附和盲从起来,婴退懒惰不肯挺身奋斗的人们,正好借此鸣高,其实是拿不合作主义为安乐窝为避难所,以遮掩他们懒惰怯懦的羞辱。

  北京《晨报》记者现在也承认:“现时我国可否鼓吹‘不合作主义’,的确是一个问题。”也承认:“我们中国在军阀政蠹盘据的政状之下,非有一种更深刻的标语,更严厉的手段,恐怕不会得群众底了解。”我们深深感谢《晨报》记者这种论调可以加〔给〕宣传不合作主义者一个很大的打击。《晨报》记者又说:“不合作主义是打破现状底一种方法,而恐其不是有效的方法。况且蔡元培宣言,仅仅说到正谊主张者,不要替政府帮忙一层,此外有无其他主张,及蔡自身辞职之后,有何活动,都无从知道,我们决不愿轻易替他鼓吹。”这些话都说得极其明白,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恶浊政局是有历史的有组织的一件东西占住了空间,必须有一件东西能够积极地打倒他代替他来占住这空间,才是有效的方法;不合作主义的本身决没有这种性质,不但没有这种性质,而且是消灭这种性质的利器,因有民众心理尤其是懒惰怯懦的民众心理,遇有人示以解决困难之比较的和平方法,他们的精神希望便集中到这个方法,痴心妄想以为他足以解决困难,非等到这个方法完全失败,便不会发生另寻方法的精神作用,更不会——而且以为不须——走到革命的路上去。因此,我们认定宣传不合作主义,在打倒恶浊政治方面看起来,是绝对无效的方法;在消灭民众的革命心理方面看起来,却是第一有效的方法。蔡校长若不愿与恶浊政府合作,辞职出京,别有所活动,则不合作只是别谋活动之过程中一个行为,决不能说是一个主义,但是他不独辞职宣言后无所活动,而且宣言中明明只是宣传某君“相率离京”、“相率辞职”、“不再替政府帮忙”等名言和他自己对于研究学问的兴趣,此外并没有别的主张,蔡校长痴心梦想用这种浪漫的消极方法来拆散恶浊政府的台,来求政治清明,已经是大错而特错了;《晨报》记者又从而盛称他“宣传不合作主义确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更是错上加错。我们应该竭诚忠告《晨报》记者,个人立言错了是小事,因为要回护自己的错遂不顾社会的错是大事;因为不忍社会的错遂不惜承认自己的错,这是最勇敢的行为呵!

  《晨报》记者不承认“不合作主义”是消极的有害的主张,不承认甘地主义在印度已经失败者,不承认甘地“不合作主义”是消极的。在第一点,可惜我们没有这种逻辑的头脑可以认识“不合作主义”不是消极的,至于他的害处,前文已详,现在不必再说。在第二点,这有事实的证明,本报另有记述,也不必重及。在第三点,这是《晨报》记者根本的观察错误,我们不可不讨论一下:第一,《晨报》记者所列举的甘地八种主张,若说都不是消极的,便可以说人间行为无一不是积极的,而西文字典上也可以将Negative、Passive等字永远删去。第二,若说“不”字是他们的手段,决不是他们的目的,此话便差了;我们正是指斥他们所取的手段是消极的,其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之可能,而且阻碍革命运动;至于说到目的,出家求仙学佛及山林隐逸的人,何尝没有积极的目的,蔡校长想拆散恶浊政局的台,又何尝不是积极的目的。第三,《晨报》记者举出甘地许多积极的行动,证明他不是消极的人物,这便更差了;正因为他积极的“树起‘不合作主义’的旗帜之后,遍历全印,到处宣传,演说不足,继以文字,务使一般印人彻底地了解他的主义”。革命运动因此大受了釜底抽薪似的打击,甘地的奋斗,正是他的罪大恶极处;他若是愤而辞职之后,隐遁起来,独善其身,所遗下的恶影响还小得多。第四,《晨报》记者说:“他(甘地)根本上对于现代欧洲文明,异常反对。他觉得机械工业,而〔是〕演成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底最大原因。英政府想把这种机械工业制度,移植到印度去,所以非极端反抗不可,民族观念还在其次。”如此说来,甘地运动决不是民族的革命运动,乃是复古的反革命的运动,他完全不了解人类历史进化的必然性,把资本私有的罪恶和由他产生的帝国主义的罪恶(这些罪恶也是历史进化的必然性),都归到机械工业物质文明身上,简直和从前英国工人打毁机器是同样的见解。托尔斯泰、达哥儿、甘地都是这一流的昏蛋,他们妄想以为人类社会可以拿主观的空想来改造的,他们妄想以为手工工业可以和机械工业竞争的,他们妄想以为人类历史可以由人力开倒车的。吴稚晖先生说:“印度比中国更无望,因为印度反科学反物质文明的民族性比中国更甚。”这乃是东方民族所特有的二大病根之一(其一是消极的思想)。第五,《晨报》记者说:“劳动阶级底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主义’底表现,难道《向导》周报记者连罢工也不赞成吗?”我们的答复是,工人罢工,乃是被雇者在承认现制以内,对于雇主在一定的要求条件之下所采用的手段,部员罢工索薪,也是这一类,与所谓“不合作主义”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不合作主义应该是无条件的,这一类的运动,只是一部分的改良生活的有条件的经济要求,不是无条件的根本推翻的政治争斗。像工团主义派不主张用武力夺取政权,而妄想单用总罢工的手段推翻统治阶级,简直和蔡校长想拿总辞职来打破恶人政局是同样的谬误,我们当然也是不赞成的。此外还有几种罢工(如不适时机及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作等),也是我们所不能赞成的。《晨报》记者以为我们对于工人罢工都应该盲目地一概赞成,这个思想未免过于简单了,过于浪漫了。

  我们很敬爱的《晨报》记者!请你们去掉成见,去掉浪漫的思想,平心静气地就客观上精细研究一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是否是个不能实现的空想?是否有打破恶人政治的可能?恶人政治是否必须积极的民众革命才能够打破?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是否有消灭民众革命心理的恶影响?倘弄清了这些问题,希望你们起来和我们同做思想界防御鼠疫霍乱的工作。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十九期

   1923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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