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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

  我的意见①

  长沙新闻界诸君因为代湖南女工向厚生纱厂要求待遇改良,受了穆藕初先生一场奚落,实在是自寻侮辱呵!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份。温情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主人待奴隶一种没有保障的恩惠,我们羞于去要求的;况且要求不着,白受奚落,真是侮辱上又加侮辱;前清末年要求立宪就是一个榜样,长沙新闻界现在又戳了一个同样的霉头!

  有人说中国机械工业还不发达,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去劳动者要求管理权时代还远,眼前的待遇问题,还是不能放松的;况且穆藕初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见识的人,和一般专门牟利的商人不同,和他讨论讨论劳动问题也未尝不可。这话我却不反对。因为代劳动者向资本家要求固然是我们所不屑,但穆先生虽然站在资本家地位,实质上恐怕还不算是资本家;况且他若不拿资本家资格,来和我们平心静气的讨论劳动问题,我们也放不着拒绝他。

  中国人向来相互不承认他人的人格,所以全体没有人格;这件事若责备穆先生独为其难,未免太看重他了。

  每月八元的工资,在长沙或者不算很少,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仅够做工的个人不至冻饿而死罢了。在穆先生底意思,中国人绝对没有衣食的人很多,现在只要有工做得免饿冻而死就算福气了,你们还要得寸思尺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得寸思尺是人类底天性,譬如穆先生办纱厂去年得利六十万,难道今年不想得利百二十万吗?假定穆先生底工厂用一千工人,每人每月以八元计算,一年工资是九万六千元;倘若一年得净利二十万元,内中提出二万四千元分配给工人,每人每月就可以增加工资二元;资本家除官利外又得那十七万六千元,总不算太吃亏罢。从前放债的利息过了二分,打官司还要受罚;开典当的,照法律只准按月二分息;安徽安福部的省议会通过了典当利息二分五厘的议案,社会上就说这是倪嗣冲祸害安徽的一种罪案;我们现在要请问上海纺纱厂底股东,去年得了几分息?中国人说的什么红利,工人照例得不着分毫(马克思说这是剩余价值,都应该分配给工人的)。照穆先生说,十年前每日工资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二角四五分,现在有三角左右,表面上已经是递加的现象;照马克思底学说,工人每日劳力结果所生——即生产物——底价值,就算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一倍,现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两次工资增加都不及一倍,实际上岂不是递减的现象吗?这种递减去的不是都归到剩余价值里面,被资本家——股东——掠夺去了吗?这且不谈,就以工人生活费而论,各项物价合计起来,比十年前增加不止一倍;而工资增加不及一倍,这也是减少不算是增加。穆先生要晓得这都是事实、常识,并不是“泰西之糟粕”!

  工作时间,不单是工人个人问题,也还是社会问题。假定上海日作十二时工的有二十万人,若改为八时制,日夜三班,机器并不停歇,而社会上可以减少十万个失业的人;资本家所损失的工资增加半倍,若照前例计算,一千人的工厂增加五百人,每年工资增加不过四万八千元,在净利中提出这点,还不及全额四分之一。穆先生如果不专为资本家——股东——牟利,如果明白“纺织业与民生之关系”,如果可怜“平民生计不宽裕”,如果要“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如果提倡“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如果忧虑“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如果懂得“救国爱群之要道”,就应该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好叫做工的人多失业的人少才是!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题便绝对没有办法;照这样下去,工业越发达,人民底知识精力越退步,将造成人种衰微的现象;这种社会的损失,前几天我曾和聂云台先生谈过,他也觉得有这样的危险;聂先生也说要谋工人教育,非减少工作时间不可,他并且主张八时制。聂先生到底是基督徒,是有点慈悲心肠,是比别的“想入天国较骆驼穿过针孔还难”的富人不同呀!我希望信仰“爱之宗教”的聂先生,要学耶稣的牺牲精神,莫学耶稣所深恶痛绝的富人,赶快实行八时制,为穷苦的工人谋点教育,救救他们的苦恼。我并且希望别的资本家莫让聂先生独得贤者之名!

  工人教育问题,固然非工作时间减少无办法;工人卫生问题,也非减少时间无办法。至于工人储蓄问题,诚然要紧得很;但照现时的工资仅仅足以餬个人的口,养家还差得远,拿什么来储蓄?

  穆先生说:“英国有纺纱锭子五千七百万枚,美国有四千二百万枚,……日本人口仅及我国人口八分之一,有纺纱锭子四百万枚……而我国今日仅有锭子一百五十万枚;此一百五十万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万枚,完全为我华人所有者不及百万枚。……研究全国人口及纺纱锭数,不识诸君子有动于中否?”又说:“若徒唱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焉。”执信先生对穆先生这两段批评道:“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产攒钱,中国就不穷了么?”又道:“于是乎实业提倡起来,外货不进,生货不出;做生货的人少一千万,做熟货的人加六百七十万,两下对销,就逼出三百三十万个失业的人;平心想想,这个时候,社会上是有益还是有损呢?”执信先生这两段批评,可算是对于借口什么振兴工业,什么抵制外货,什么谋社会国家底利益来牟个人私利的人一个顶门针。

  另外我还有几层意思也要请教于穆先生:我们只主张把“工值”给工人,并不主张在“工资”以外要多给一点。“工值”是什么?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两角。三角两角以外的剩余工值,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值抢了去,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工人若没有能力和责任心,股东底官利红利是从那里来的?每日三角两角的工资还要减少几何,每日工作十二时以外还要增加几时,才算有能力有责任心呢?利息是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底救星,利息制度一天不扫除,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一天不能绝迹;不但放债,开典当是利息制度,凡是自己不劳动,用资本去生息象靠田租、房租、股票生活的一班人,都是利息制度之下底寄生废物。现时卑之无甚高论,我们暂且不去反对利息制度,不去把他根本取消,但是也得有点限制才好。穆先生恐怕“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是以为必用重利引诱资本家,集合得资本雄厚起来,才可以振兴工业。近世机械工业固非资本集合不可,但是集合底方法,就是不废私有财产制,不废利息制,似乎不可而且不必拿七八分重利甚至于对本对利来引诱。田地房屋和曾〔存〕在银行底利息都只得几厘,尚且有人肯做;工业只要有信用,未见得拿一分利还招不着股。若嫌一分利不能引诱资本家,资本集合太微太缓,不能够和外资竞争,这个问题却大了,决不是现时的招股集资方法可以救济的。照现时的经济组织,听凭穆先生、聂先生等如何热心拿厚利来引诱资本家,充其量也不过招得二三千万元;不说欧美底资本家了,只要周学熙勾一个日本资本家来就压倒了。我以为要想中国产业界资本雄厚可以同外国竞争,非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底资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不可。果然是社会的工业,他的发达,社会上人人底幸福都跟着平等的发展;工资少点,工作时间多点,都还没甚稀奇。像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若用这样厚利去引诱资本家,免得多所顾虑,那么,工业或者可以振兴;若说有利益于社会国家,除非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除非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欧、美、日本底社会危机,就是这个人的工业主义造出来的,我希望想“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的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千万别跟欧、美、日本人走这条错路!

  穆先生或者可以说,我们中国纱业底势力,漫说英、美了,就是比日本还不及四分之一;现时纱业虽有点利益,正要少数的资本家垄断这种利益,才能够把资本聚住,才能够叫他们乐于投资而且便于投资,才能够使这资本有再生产的效力;若是分配给工人,这资本不但分散了,而且都用在消费上,失了再生产的效力,因此营业不能够推广,岂不是社会的损失吗?穆先生倘若说出这个理由,恐怕有许多旧式的经济学者都要点头称是;就是我也以为这个理由含有一半真理,不能全然否认;但是我以为也有一种法子,可以免除这个人和社会间底利害冲突。这法子是什么呢?就是采用Co-operative 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底权利;一方面规定所有股东、经理以下事务员、工人等应得的红利,一律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以便推广营业;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个人方面比现在卖劳力而得不着全工值总好得多;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社会方面工业也因此推广了;这法子似乎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不识穆先生有动于中否?

  还有一层:因为近来工厂生意不差,什么周学熙,什么梁士诒,听说都红了眼睛,倘然大规模的中日棉业公司(听说日本三千万元)或是中日棉纱厂(听说日本七千万元)只要有一个实现,听凭穆先生用什么厚利去招股都不能和他们对敌。我想只有用Co-operative Society制度,或者可抵制。他们要在中国设厂制造,最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工价低廉,我们工业界若采用这个制度,他们若不一致,招工便不容易,就是招到,和我们的厂里工人相形之下,也必然没有从前那样容易对付;若和我们一致,他们就来办一万个工厂,我们都一律欢迎。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但不单是湖南的女工的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有人责备厚生厂苛待湖南女工,所以穆先生不服。我现在拉杂写了许多,都不专是讨论湖南女工问题,也并不把穆先生当做一个资本家来攻击他的厚生厂;乃是把穆先生当做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所以研究一下劳动问题来请教。

  穆先生企业的才能和他在社会事业上的功劳,我们当然要尊敬他;正因为尊敬他,所以才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

  中国底资本固然还没有集中到工业上,但是现在已经起首了;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穆先生很有预防的力量,或者不是我过于看重了他。我希望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都要有预防社会前途危险的大觉大悟,使我这篇拉杂乱谈中当心的地方将来不至成了预言,那才是社会的大幸呵!

  署名:陈独秀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
   1920年5月1日

  注: 一九二〇年春,上海厚生纱厂要在湖南招收五十名女工。规定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每月工资八元,其它待遇亦差;应招女工并须由家长签署志愿书和有力量的铺保。为此事,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纷纷载文指出工时过长、工资太低,以及妇女的人格、卫生、医药等等问题。厚生纱厂总经理穆藕初对上述的责难,进行辩护,遗到朱执信等人的反驳。全文共有十六节,陈独秀的《我的意见》是最后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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