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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


  (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双十》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学生社会底问题,很实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和《杭州学生联合会周刊》——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

  我读了这两个周刊,我有三个感想:(1)我祷告我这班可爱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2)中学生尚有这样奋发的精神,那班大学生,那班在欧、美、日本大学毕业的学生,对了这种少年能不羞愧吗?(3)各省都有几个女学校,何以这班姊妹们都是死气沉沉?难道女子当真不及男子,永远应该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吗?

  新出版物

  近来新出了许多杂志,并且十种里总有八九种是说“人”话的新杂志,不用说中国社会上只有这件事是乐观。但是我对于这件事,更有数种进一步的感想:

  (一)出版物是文化运动底一端,不是文化运动底全体。出版物以外,我们急于要做的实在的事业很多,为什么大家都只走这一条路?若是在僻远的地方——云南、甘肃等处——发行杂志,到也罢了,像北京、上海同时出了好些同样的杂志,人力上、财力上都太不经济了。

  (二)我们的民族性,是富于模仿力,缺少创造力。有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将来恐怕还有新新新舞台,还有新新新新无穷新……舞台出现,像这点小事,都只知道模仿,不知道创造!现在许多人都只喜欢办杂志,不向别的事业底方面发展,这也是缺少创造力底缘故。就以办杂志而论,也宜于办性质不同、读者方面不同的杂志,若是千篇一律,看杂志的同是那一班人,未免太重复了。

  (三)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于要办的事。

  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

  我从前总觉得尊孔与复辟,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现在又觉得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也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日本要侵略我们土地利权的,是那军阀、财阀、外交官和保守主义的新闻记者,那进步主义的社会党人,却都以为不应该侵略中国。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保守主义的渥木斯克政府,自己已经是朝不保夕了,还仍旧想侵略蒙古和黑龙江;他若是强起来,岂不是第二个日本吗?现在保守主义的英、法政府,仍旧在那里梦想侵略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虚荣,而倾向社会主义的劳动家、学者,却都宣言侵略主义不合人道。最近最明白的一个例,就是意大利底大政变。大政变底原由,是因为国会议员分为两派:一是保守派,主张侵略主义,主张兼并非麦;一是社会民主派,反对侵略主义,攻击段迪阿底行动。保守派底军队枪杀社会党员,劳动界便全体罢工,要求政府卸去保守派阿尔兰特兵队底武装。军阀财阀们脑子里装满了弱肉强食的旧思想,所以总是主张侵略主义;社会党人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互助、平等的新思想,所以反对侵略主义;这不是必然的因果吗?我们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底侵略主义,没有不切齿痛恨的,但是我们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

  裁兵?发财?

  裁兵自是人民最希望的事,但像政府现在的办法,实在令人失望得很:(一)查八年度预算案,陆军费在二万万以上,裁兵二成,岁费应该减少四千万元,何以只能减二千万?(二)八年度预算案及路电邮航四政特别会计预算案,每年短少有三万万之多,只节省军费二千万,何济于事?(三)各处军队底空额何止二成,现在只裁二成,便是不裁一兵反可以得一笔裁兵费,岂不是无上妙计?(四)公文上虽然裁去二成,倘再招警备队,每年节省的二千万,是否改个名目,还要政府拿将出来?(五)整顿丁漕、税契、一切杂捐,何以和裁兵做在一篇文章里面?是不是又要借裁兵来横敲人民底骨髓?

  阔处办

  我看见多少青年,饮食起居,婚丧酬应,都想着朝阔处办才有面子,他眼中底朴素生活,大约是很寒酸可耻。

  我回想从前有许多亲戚朋友,都因为喜欢朝阔处办,才破坏了家产,牺牲了气节,辱没了人格,造成了痛苦,我想起来,我浑身战栗!

  现在的青年他们又想朝阔处办,然而没有钱。没有钱仍然想朝阔处办,所以身为大学生不得不投降安福部,不得不听安福部底命令拥护胡仁源,不得不利用胡仁源来分配他们自身的位置;现在失败了,大家看穿了,丑得不好意思和旧同学见面了。

  阔处办!阔处办!过去已堕落的青年,现在方堕落的青年,都被你害得苦了。我盼望未堕落的青年,倘若这位先生叩门求见底时候,总要挡驾才好,现在你若见了他,将来你就不好意思见你的朋友了。

  青年体育问题

  健全思想,健全身体,本是应该并重的事,现在青年不讲体育,自然是一大缺点。

  听说杜威博士说奉天底学生体魄好,不像南方和北京底学生都现出疲弱的样子,这是学生界应当警觉的一件大事。但是备〔讲〕体育应有三戒:(一)兵式体操,(二)拳术,(三)比赛的剧烈运动。

  这三件事在生理上都背了平均发达的原则(小学教育更不相宜),在心理上都助长恶思想。军国民教育的时代过去了,什么兵式的杀人思想,少输入点到青年底脑筋里罢。庚子年“神拳”底当,我们已经上够了,现在马师长底武艺我们也领教了,别再把孔夫子所不说的“怪力乱神”来“贼夫人之子”。比赛的剧烈运动,于身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至于助长竞争心、忌妒心、虚荣心,更是他的特色。

  约法底罪恶

  从前旧人骂约法,现在新人也骂约法,这约法合该要倒运了。

  旧人骂约法,是骂他束缚政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他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他们束缚得住,到是人民底出版、集会自由,却被约法束缚得十分可怜。约法!约法!你岂不是一个有罪无功的厌物吗?

  政府拿《治安警察条例》和《出版法》两种武器,来束缚人民出版、集会底自由,许多人背着眼睛骂政府违法,其实政府何尝违法?约法里明明说:“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正因为约法对于人民底权利,原来有这样一手拿出、一手收回底办法,政府才订出许多限制的法律,把人民底出版、集会自由,束缚得和钢铁锁练〔链〕一般。这本是约法底罪恶,何尝是政府违法呢?这种约法护他做什么?我要请问护法的先生们,护法底价值在那里?

  男系制与遗产制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见《新潮》二卷二号),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遗产制。

  远古乱婚或同姓为婚时代,曾经过女系制(或是母长制)及父母同长制,这是各国社会学者所同认的了。在他们渔猎为生家族初成立底时候,社会上固不尽是男子掌权,家族以内更多半是母长制,这也是自然之理。后来农业发达,人口加增,土地所有权底观念一天深似一天,战争也就多起来了,那战胜的部落把掳来战败的男子为奴,女子为妻。(古代的掳妻Capturewife,自然不能和本族的自由妻平等,仿佛和后世的妾相似;后来妾底制度,也是从掳妻变化出来的,所以汉文妾字从立从女,就是罪人底意思。)在社会学上,这就叫做“掳妻”或“掠夺婚姻”。又有一种和平的方法,乃是用农产物或家畜交换,这就叫做“买卖婚姻”。因为这两种婚姻制度,女子在家族、在社会底地位,自然发生和以前不同底两种现象:一是女子不能和男子平等,一是女子变为个人的私有物。自从女子变为个人的私有物,所以女子底身体便不能归自己所有,在家归父所有,出嫁归夫所有,夫死归夫家或子所有。既是个人的所有物,便和别的动产、不动产一般,所以他的物主任意把他毁坏、赠送、买卖,都不发生什么道德的、法律的问题。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东方礼教国女教底“三从”大义,也就是男系制完全胜利底正式宣告,也就是女子终身为男子所有底详细说明,铁板注脚,不如此便不算孝女、良妻贤母。只可惜中国人底三从主义,女子归男子所有主义,还不及匈奴发达。匈奴父死,父底妻和别的财产都归儿子所有。这种从子大义,这种把女子也归在遗产以内一同承袭底制度,比中国人更做得淋漓尽致。

  从前在女系制底下的子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那遗产自然是男女平分或是专归女子。到了女子专归那一个男子(女子底夫)私有以后,接着许多教主、圣人都说出一篇男尊女卑底大道理,女子底地位自然渐渐低将下去,自然由女系制变为男系制,由母长制及父母同长制变为完全父长制。同时父子关系也分明了,遗产也自然变为男子专有了。后来宗法观念和家长观念发达起来,长子、嫡子底地位又比次子、庶子加高,便发生了长子或嫡子承袭爵位底习惯。由这个习惯,一切没有爵位底平民,也模仿他们造成了长子一人承袭遗产底习惯。东洋各民族男系的血族观念,格外发达,女子底地位也格外低,所以宁可以承继旁系的男子,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

  现在已经不是宗法社会,什么男系制、女系制,都是过去的历史问题,不是现在的社会问题,除了几个贱丈夫,自然没有人明目张胆的拿男系制来做道德、法律底标准。至于遗产制度,也应该随着社会底趋势有个应时的改革才好。有一班思想彻底的人,总觉得劳力所得以外,不会有许多正当的财产;就说凡是财产都算是劳力所得,都算是正当,那绝对不劳力的子孙,也没有安坐而得遗产底道理;就勉强说不劳力的子孙所得遗产,是他劳力的先人自由遗赠底权利,也断乎没有嫡系的女子不能承袭遗产,旁系的男子反来可以独霸底道理。这是什么道理,什么法律,我想了三日三夜,也想不出头绪来。

  李女士底承继的哥哥,固然是残忍没有“人”的心;但是我以为不能全怪他,我对于社会制度要发两个疑问:

  (一)倘若废止遗产制度,除应留嫡系子女成年内教养费以外,所有遗产都归公有,那么李女士是否至于受经济的压迫而死?

  (二)倘若不用男系制做法律习惯底标准,李女士当然可以承袭遗产,那么是否至于受经济的压迫而死?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解放

  我们中国人不注重实质上实际的运动,专喜欢在名词上打笔墨官司,这都是迷信名词万能底缘故。

  现在大家对于“妇女解放”这个名词也是这样。有人方才主张妇女解放,实际上还没有一点事做出来;又有人并不反对“妇女解放”这个事实,却反对“妇女解放”这个名词,说解放不是自动,辱没了妇女底人格,惹得大家怀疑,慢说实际运动,连口头上也几乎不好说了,这是图什么!

  解放就是压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别名。近代历史完全是解放底历史,人民对君主、贵族,奴隶对于主人,劳动者对于资本家,女子对于男子,新思想对于旧思想,新宗教对于旧宗教,一方面还正在压制,一方面要求自由、要求解放,事实本来是这样,何必要说得好听,男子也是如此,并非专门辱没妇女,况且解放重在自动,不只是被动的意思,个人主观上有了觉悟,自己从种种束缚的不正当的思想、习惯、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受束缚,不甘压制,要求客观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圆满效果。自动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义。

  我们生在这解放时代,大家只有努力在实际的解放运动上做工夫,不要多在名词上说空话!名词好听不好听,彻底不彻底,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在思想转变底时候,道理真实的名词,固然可以做群众运动底公[共]同指针,但若是离开实际运动,口头上的名词无论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用处?

  我们迷信名词万能,还是八股底余毒。名词若果万能,“共和”这个名词,自然比“专制”、“君主立宪”都好听得多,彻底得多,可是中国现在总算有了“共和”这个名词了,实质上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所以我们要觉悟:(一)我们所需要的是理想底实质,不是理想底空名词;(二)我们若要得到理想底实质,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一步的开步走,一件一件的创造出来。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空名词固然没有价值,就是他所代表底实质,也只有他本身相当的价值,没有像“万应丸”百病包治的价值。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法〔泛〕名词贻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

  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

  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什么国家不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底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这班留学生别的学问丝毫没有学得,只学得卖国和爱国两种主义)。现在学界排斥日货底声浪颇高,我们要晓得这宗精神上输入的日货为害更大,岂不是学生界应该排斥的吗?有的人说:国家是一个较统一较完备的社会,国家是一个防止弱肉强食,调剂利害感情冲突,保护生命财产底最高社会。这都是日本教习讲义上底一片鬼话,是不合天理人情底鬼话,我们断乎不可听这种恶魔底诱惑。全人类底吃饭、穿衣、能哭、能笑、做买卖、交朋友,本来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天然界限,就因为国家这个名儿,才把全人类互相亲善底心情上挖了一道深沟,又砌上一层障壁,叫大家无故地猜忌起来,张爱张底国,李爱李底国,你爱过来,我爱过去,只爱得头破血流,杀人遍地。我看他的成绩,对内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总机关;对外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分机关。我们只看见他杀人流血,未曾看见他做过一件合乎公理正义底事。

  这个名儿原来是近代——十九世纪后半期更甚——欧洲底军阀财阀造出来欺人自肥底骗术。这种骗术传到日本,日本用他骗了许多人(日本底平民和朝鲜人、中国人都包含在内),中国留学日本底人,现在又想从日本传到中国。其实大战以后,欧洲底明白人已经有了觉悟(参看本志前号中《精神独立宣言》),想把这流血的陈年账簿烧去不用了;就是日本也有几个想烧流血账簿底明白人,武者小路先生就是其中底一个;中国人原来没有用这种账簿底习惯,现在想创立一本新的从第一页写起,怎么这样蠢笨!

  但是我们对于眼前拿国家主义来侵略别人的日本,怎样处置他呢?我以为应该根据人道主义、爱公理主义,合全人类讲公理不讲强权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内),来扑灭那一切讲强权不讲公理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内),不要拿那一国来反对那一国;若是根据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来排斥日货,来要求朝鲜独立,未免带着几分人类分裂生活的彩色,还是思想不彻底。拿日人来排斥日货,在人类进化史上仍是黑暗的运动,不是光明的运动,我们学生界应当有深一层的觉悟,应当发展在爱国心以上底公共心。至于那连爱国心都没有底奸商奸官,根据个人的私利主义,贩卖日货,贩卖中国米出口给杀中国人底人吃,我不承认他们的见解和我一样。

  署名:独秀

  《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

  192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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