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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答吴又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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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 又陵先生： 惠书敬悉。 《礼运》大同之说，古之孔教徒鄙弃之，以为非圣人之言，以为虽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浅，以为杂而不伦。今之孔教徒以求容于共和国体，故不得已乃尊重昔之所鄙弃者，以为圣人之大义微言，以为孔子之所以师表万世者以此。此即所谓孔教改良耶？所谓孔教进化耶？抑何丑陋至于斯极也！ 鄙意尤有进者：即使《礼运》出于孔子，而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者，乃指唐虞禅让而言。大同之异于小康者，仅传贤传子之不同，其为君主私相授受则一也。若据此以为合于今之共和民选政制，是完全不识共和为何物，曷足与辩哉！ 独秀 《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1917年7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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