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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I.T.M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足下于本志所持论,独垂询三事,可谓目光如炬矣。欧美政家学者,方劳精竭智以事此三者之讨论,而尚无完全之解决,智识浅薄如记者,更何论焉。既承下问,姑略陈所主张,其详请俟诸异日。

  (一)今世经济制度,过重利权,是以兼并盛行,贫富悬隔,极其流弊,不至以贫富为善恶智愚之标准不已。欲救此弊,虽未必即能悉废今世之经济制度,而限制土地之过量兼并,及废除遗产制度,未始不可行也。记者所谓改良经济制度之道,即以此二者为始基。盖土地与人口之比例,倘不过失其平均量,自非生性懒惰者,皆有生存之余地。然后世之所谓罪恶,或真乃罪恶。否则贫而求生,虽盗窃亦未必即为罪恶也。遗产制度不废,则坐拥先人厚赀,且以之造成罪恶者,其勤勉,其智力,未必有加于贫无立椎之善人也。

  (二)旧社会之道德不适今世者,莫如尊上抑下,尊长抑幼,尊男抑女。旧社会之所谓不道德者,乃不尊其所尊,抑其所抑者耳,未必有何罪恶可言(如妇人再醮之类)。吾人今日所应尊行之真理,即在废弃此不平等不道德之尊抑,而以个人人格之自觉及人群利害互助之自觉为新道德,为真道德。

  (三)人类公性,原有保守进取二方面。欲救吾国之衰微,教育方针宜偏重进取主义。进取主义中,宜富强并重,二者恒互为因果,殊难轩轾也。

  署名:记者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
  1917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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