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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死者有理,活人无过(2)


  无论如何,这些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目光注视着法国,并以理想的坚定逻辑,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战斗。他们即使倒下,特别在倒下的时候,也是令人敬畏的。他们为了进步无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完成了上天的旨意,作出了宗教的行动。到了一定的时刻,象演员到了要接台词时那样,大公无私、照上天剧情所安排的那样去进入坟墓。这个没有希望的战斗,和这泰然自若的消失,他们都能接受,为的是要把从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始的这一不可抗拒的人的运动,发展到它那辉煌而至高无上的世界性的结局为止。这些士兵是传教士,法国革命是上帝的行动。

  再说,在另一章里已经指出的区别之外,还应增加下面这一区别:有被人接受的起义,这称之为革命,也有被人否定的革命,这称之为暴动。一个起义的爆发,就是一种思想在人民面前接受考验,如果老百姓掷下黑球,这思想就是一个枯萎的果子,起义便成为轻举妄动了。

  每当空想愿意变成事实时,那时一声召唤,便立即进行战争,但这不是老百姓的作风,这些民族不是时刻都有着英雄和烈士气质的。

  他们讲究实际。他们一开始就对起义有反感,第一,因为起义的结果经常是一场灾难;第二,因为起义的出发点经常是抽象的。

  因为,尽忠者总是,并且也仅为理想而献身,这一点很高尚。起义是狂热的表现。狂热的头脑可以发怒,因而拿起了武器。但任何针对政府或政体的起义,矛头都对得更深远。譬如,我们要强调一下,一八三二年的起义领袖,尤其是麻厂街的激进青年所攻击的,并不完全是路易-菲力浦。大多数人,在坦率交谈时能公正地对待这个介乎君主制和革命之间的君王的优点,没有人憎恨他。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他们所攻击的是世袭神权王位的旁支,正如他们在查理十世身上攻击的是嫡系。我们已经解释过,他们推翻法国王朝,主要是想在全世界推翻人对人的篡夺和特权对人权的篡夺。巴黎如果没有君王,其结果就是世上将没有暴君。他们是如此推论的,他们的目标肯定很遥远,可能很模糊,他们在困难面前退却,但他们是伟大的。

  情况就是这样。人们为这些幻影献身;对献身者来说,这些幻影几乎总是些梦想,总之,是些混淆了人类坚定信念的梦想。起义者把起义镀上了金又把它诗意化了。人们一头扎进这一悲惨事件中去,并被即将从事的事业所陶醉。谁知道呀!也许会成功。他们人数少,要和整整一支军队对抗,但他们为了保卫人权和自然法,保卫每个人不可放弃的主权,保卫正义、真理,必要时他们可以象那三百个斯巴达人一样死去。他们想到的不是堂吉诃德,而是莱翁尼达斯,他们勇往直前,既已投入战斗,就不后退,低着头往前冲,希望获得空前的胜利,更为完善的革命,恢复了自由的进步,希望人类更加伟大,世界得到拯救,最坏也无非是塞莫皮莱罢了。

  这些为了进步的交锋常常遭到失败,我们刚才已说明了原因。群众不愿受勇士的驱使。这些呆滞的人民大众,他们所以脆弱是因为他们迟钝,他们害怕冒险的行动,而理想是具有冒险性的。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这儿有一个利益问题,与理想和感情不大相容,有时胃会使心麻痹。

  法国的伟大和美丽就在于它不象其他民族那样肚子凸起,它能较灵便地把绳子系在腰上,它最早觉醒,最后入睡。它前进,它探索。

  这正是因为它是艺术家。

  理想无非就是逻辑的最高峰,同样美就是真的顶端。艺术的民族同时也是彻底的民族。爱美就是要求光明。因此欧洲的火炬,即文明的火炬,首先由希腊举起,再传到意大利,再传到法国。神圣的民族先锋队!他们在传递生命之灯①。

  奇妙的是,一个民族的诗意是它进步的原素。文化的分量是由想象力的分量来测定的。但一个传播文化的民族应该是刚强的。象科林斯②,对了!象西巴利斯③,不行。谁爱懦弱,谁就要衰退。不要当业余爱好者,也别当有名的演奏家,要做艺术家。至于文化,不应将其提炼精制,而应使其纯化。在这一条件下,我们就能赐予人类理想的模范。

  ①他们在传递生命之灯,原文为拉丁文Vitailampadatradrnt。
  ②科林斯(Corinthe),古希腊城市,此处指其刚强,曾与雅典、斯巴达抗衡。
  ③西巴利斯(Sybaris),古意大利城市,居民以柔弱著称。


  现代的理想以艺术为典型,以科学为手段。照科学办,我们就能实现诗人的宏伟幻想——社会的美。我们将用A+B重建乐园。文化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精确成了壮丽不可少的成分,科学手段不仅帮助而且充实了艺术的情感。梦想必须谋划。本是征服者的艺术,应以科学为支点,这是它的原动力。坐骑的坚固与否是很重要的,现代的智慧,就是以印度天才为运载工具的希腊天才,是亚历山大骑在大象身上。

  被教条僵化或被利欲腐蚀的民族不适宜领导文化。膜拜偶像或金钱会使支配行走的肌肉萎缩,使向上的意志衰退。沉浸在宗教的传统中或商业买卖中就会使民族逊色,降低其水平,同时也缩小了它的视野,使它失去了那为世界目标奋斗的既属人又属神的智慧,这智慧本可使这民族成为传道者。巴比伦没有理想,迦太基也没有。雅典和罗马才具有,并在经历了多少世纪的黑暗后仍保持着文化的光环。

  法国和希腊、意大利有着同样的民族素质,它有雅典人的美,罗马人的伟大。此外,它是善良的。它慷慨献身,它比其他民族更乐于尽忠,乐于牺牲,可是这种气质时有时无,这样对于那些法国想走、他们偏要跑,或法国想停下、他们偏要走的人是很危险的。法国也曾多次犯过唯物主义的错误,有时,使这超凡的头脑闭塞的思想一点也不能使人回想起伟大的法国,而只回想起米苏里州或南卡罗来纳州罢了。怎么办?巨人装矮子,辽阔的法国有时会突然爱好渺小。就是这样而已。

  对于这种情况无话可说。人民和星宿一样,有权暂时隐没。一切都很好,只要光明重现,只要暂时的隐没不要退化成黑夜就是了。黎明和复活是同义词,光明的重现和“我”的延续相同。

  让我们平静地来看待这些事。死于街垒或流亡,对于忠诚的人来说,在不得已时都是可以接受的。忠忱的真谛,就是忘我。被遗弃者让他们被遗弃吧,流放者被流放吧,我们只恳求伟大的人民后退时不要退得过远;不要借口恢复理智,而在下坡路上滑过了头。

  物质是存在的,时间是存在的,利益是存在的,肚子是存在的;但肚子不应该是唯一的智慧。目前的生活有权被重视,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永久的生活也有它的权利。唉!登高了有时还会下跌,很遗憾这种事历史上常常能见到。有一个民族曾显赫一时,它曾处于理想的境界,然后又陷入污泥并还感到称心如意。如果有人问它为什么抛弃苏格拉底去找法斯达夫①,它的回答是:“因为我爱政客。”

  ①法斯达夫(Falstaff,1378—1459),英国著名军官,以沉湎酒色、厚颜无耻著名。

  在回到这次混战之前再说几句话。

  一次我们此刻所谈到的战争无非是一种面向理想的痉挛。遇到障碍的进步是病态的,它就有着这些悲惨的癫痫病。进步的病痛是内战,在我们的行程中免不了会遇到。这是这出戏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既是一幕,又是幕间休息,剧的中心人物是一个社会上的受苦人,剧的真正名字叫“进步”。

  进步!

  这是代表我们思想经常发出来的呼声,我们这出剧发展到现在,它所包含的思想还要经受不止一次的考验,也许我们可以揭去帷幕,至少让它的光芒能清晰地透露出来。

  此刻读者手边的这部书,中间不论有怎样的间断、例外或缺欠,从头到尾,从整本到细节都是从恶走向善,从不公正到公正,从假到真,从黑夜到天明,从欲望到良心,从腐化到生活,从兽行到责任,从地狱到天堂,从虚无到上帝。它的出发点是物质,终止处是心灵;它由七头蛇开始,以天使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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