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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除了放弃版权的事以外,罗杰斯先生还恰恰坚持这两件事:债权人当前务必以韦伯斯特现有的资产为限;债权人务必给我时间,以便设法偿还公司其余的债务。他说服了他们。他道理说得清。他的态度,他的声调,他的眼睛所表露出来的好心肠与诚意,自有一种魅力,足以使得每一个有头脑、有心肠的人为之口服心服。在九十六个债权人中,只有三、四个人主张对我采取苛刻的办法,坚绝不肯让步。其余的人都说不妨随我的便,慢慢来。他们说,他们绝不阻挠我,也不起诉。他们说了话是算数的。至于那三、四个人,对他们的敌意,我从没有抱怨过,除了在我的《自传》当中。即使是在这里,也没有怨恨他们,对他们也没有恶意,只是说得直率些罢了。我绝不可能伤害他们,因为有充分理由相信,在这本书出版以前,他们已到地狱里去了。

  罗杰斯先生多么有先见之明啊!当他为了我的版权不屈不挠地抗争,坚决要求归属我家所有的时候,我还不懂得为什么他把这件事看得那么重。他坚持说,这是一笔很大的资产。我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资产。我甚至无法把版权送掉。他说,等一等,让经济恐慌缓和下来,生意复活起来,到时候我就会明白,这些版权会比早先更值钱哩。

  这是他的看法——一个金融家的看法,一个熟悉金融界的人的看法。与铁路、汽油、银行、钢、铜、电报,如此等等关系甚深,也很熟悉的一个资本家的看法。不过对于书他能懂得什么呢?他对版权价值的看法,要是和有经验的老出版商有矛盾,那还有什么可取的呢?事实上确实可取。韦伯斯特公司一垮,我的书有七本抛到了我的手里。我要三位第一流的出版商收进,他们不要。要是罗杰斯先生听任克列门斯夫人和我的主张实行起来的话,版权就早让给了出版商了。

  对他的种种好心好意,种种大力帮忙,我是感激不尽的,而特别感激的是把我的版权保住了——这件事可真是搭救了我和我全家,使我们不致贫困,保证了我们得以长时期地过一种舒适、称心的生活。

  当那些人由于职业关系、由于平素的训练,注定了是瞎了眼。看不到一丝一毫预兆的时候,为什么他偏偏能看到未来,把这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呢?这不过是他心灵的奇异之处的一例罢了,熟悉他的人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事例来。

  有关金融方面的事,我从来没有能给他什么指点,尽管我也努力试过,尽力而为。我一点儿也打不动他。有一回,仿佛有点儿希望了。美孚石油公司通告分红,照例会引起怒潮。有一次,它通告一亿元资本中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分红,从而照例又掀起了一次风暴。对于局外的公众来说,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分红只能意味着一件事——这一个托拉斯巨人从孤苦伶仃的老百姓身上穷凶极恶地榨取了一笔利润。事实上并不像它宣布的那样,那个托拉斯巨人只是从实际投资总额中取了百分之五或六,而投资总额要比一亿元多八倍或者十倍。依我这种对金融外行的人的看法,我主张名义资本增至十亿元,然后第二年的分红可以跌到百分之四或五,同年的利润可以照样不变,而通常的风暴便不至于发生了。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我记得他提出的反对意见是,税收增加十倍不免过重了。我回答说,从他那要掩盖也掩盖不住的狂喜的眼神来看,我知道他认为我的主张很有价值,他自己正在设想摆脱支付佣金的某种似乎可行的办法。我往往自告奋勇地给他提一些有关金融方面的新鲜主意,而他反过来也往往——自告奋勇地——给我提一些把文章写得更好的主意。但是,结果还是毫无所得,我们两人仍像原先一样穷困。

  我们全都不自觉地有一个衡量别人的标准。仔细一看,便可知我们那个标准其实也非常简单:我们总是由于我们所缺乏的优秀质量而钦佩人家、羡慕人家。英雄崇拜的道理即在于此。我们的英雄们正是干了我们所不得不加以首肯的事,以及我们所干不了因而往往暗暗地引以为羞的事。我们在自己身上没有找到有多少可以值得夸耀的东西,我们总是私下里希望变得像别的什么人。要是人人都对自己心满意足的话,世界上便没有英雄了。

  罗杰斯先生天赋有不少优秀的品质;其中有一点是我所最羡慕的,也是我因为缺乏这种质量而经常内疚的,这便是一旦朋友有难,或者事关道义,他显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总是挺身而出,排除万难。而我则是天生懒惰,吊儿郎当,拖拖沓沓,漠不关心。总之是个懒骨头。因此,对我来说,他就是了不起,叫人喜欢——他这个人从不躲避责任,整日都脑子敏锐,手脚勤快,越忙越快乐,困难越大,负担越重,心里越轻松。

  他不怕麻烦;而我最怕麻烦,不论是自己的,或是人家的。凡是足以妨碍我的安闲、舒适的,我都怕得要命,只是躲得远远的,即使为此而招来耻辱,也在所不惜。因而,眼看他自找麻烦,年年月月,无休无止,又这么耐心,这么安详,这么全神贯注——如果事关旁人,也总是这么真心实意——这些不能不叫我惊叹。也许他从来没有想到以此自夸;不,他心里想到的,只是爱慕人家所具备而自己身上所缺乏的优秀质量。

  克列门斯夫人、克拉拉和我在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五日开始我们的环球演讲旅行。在一年又一个月之中,我们一边演讲,一边掠夺。我写了一本书,也出版了(即《赤道旅行记》(1897)——原编者注)。书款和演讲收入一抓到手,我便尽快寄给罗杰斯先生。他便存入银行,储蓄起来,以便应付那些债权人。我们恳求他立即偿还那些户头小的债权人,因为他们等着钱用,但是他不肯。他说,要等我把这个世界挤干了,然后再总算一下,按比例分给韦伯斯特公司的那帮子人。

  在一八九八年年底,也可能是一八九九年年初,罗杰斯先生打来一个电报,当时我在维也纳:“已如数不折不扣地清偿了所有债权人欠款。尚余一万八千五百元。如何处理,盼告。”

  我回电说,“投入联邦钢铁公司。”——他照办了,只有一千块钱没有投入。两个月后取出,利息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啊,该多么感谢啊!曾有上百回我试图把这桩难受的事用笔记录下来,可就是做不到。总是还没有写到一半,便感到厌恶,写不下去。可是这一回,我发了个狠,一吐为快,但愿从此不再提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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