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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然后他叫来他的同伴惠特福德,由他起草了合同。我不懂得这个合同——任何合同我都不懂得——我就请我的内兄兰登将军这位有经验的生意人替我看一看这个合同。他读了一下,说这没有什么。因此我们就签了字,盖了印。后来发现这个合同给了韦伯斯特从格兰特的书所获利润的百分之十以及整个儿营业利润的百分之十——而对可能遇到的亏损则只字未提。

  消息传了开去,说格兰特将军要写回忆录,由查尔斯·勒·韦伯斯特公司出版。这个新闻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全国人民很高兴,这个心情在所有的报纸上都有表现。昨天,年轻的韦伯斯特还是个不知名的人,仿佛还没有出生的婴儿;今天,他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名字上了美国每一家报纸。他年轻,他具有人类的常情,自然把他自己一时的名气误解为声望卓著,结果是帽子非得越戴越高才行。看到年轻人那么爱好虚荣,煞是好玩。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搬出比较朴素的住处,找了更好的住处,以便能配得上他作为国内最显赫的出版商这样的重要地位。

  他的新居在一座高楼的第三或第四层。这座高楼正面对着统一广场这个商界豪华的所在。他原来的住处是两个开间不小的房间,如今的新居占了整个儿一层楼。韦伯斯特真正需要的是在一条后街上的一个小房间,附带能容得下起锚上锚架的滑车——长形的滑车就行了,这间小屋还可兼做办公室。他不需要什么储藏室、地下室。那本伟大的回忆录的印刷者、装订者会替我们管好纸张和本子的,他负责收保管和保险的费用,了不起的书并不需要阔绰的地方。格兰特将军的出版者躲不到哪儿去,推销员、经纪人不会找不到他。因此,一个小房间足够了。几乎所有的业务都可以通讯办理。通讯是和十六位经纪人通讯,并不是和一万名推销员通讯。

  然而,我们把门面搞得那么宽敞,那么显眼,倒也不错,这样使人印象深刻——就是说,门前十分开阔,毫无遮挡。据我看,这样一个地方,那外表容易叫乡下人上当,把人家吓走。我曾建议,为保险起见,可在门内写明:“请进,这里并非走索卖艺之处。”

  跟韦伯斯特挖苦,这是个错误。这伤了他的虚荣心。在他的武器库里,并没有什么知识可作为武器来反击别人。我这样祭起智力方面的武器,来进攻这样一个智力上毫无武装的人,实在不符合豪侠风度。我也曾试图改变一下,可就是改不了。我本该宽宏大度地容忍他的虚荣心,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容忍自己的虚荣心,也往往并不容易啊。再说,他有一个弱点,最叫我愤怒,因为我自己并没有这个弱点。只要提到一件他所不懂的事,他不仅不会说他对这个不熟悉,从而保护住自己,反倒连保持缄默这种慎重态度都不懂。他总会说些什么,让听者误以为他对这个问题是懂得一些的——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少,因为他的无知,活像一张遮遍整个儿地球的大毯子,毯子上连一个洞眼都没有。有一次,在一家制造私人卧铺车的公司里,有的人谈到了乔治·埃利奥特和她的文学作品。我看到韦伯斯特又想发议论了。实在没有办法,要是能用一块砖头,或是一本《圣经》,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能打中他的脑袋,把他打昏过去,从而搭救他一下,那就好了。可是如果那样做,又太引人注目——因此我只好眼看他出丑。人家话音一停,他就出了丑。他洋洋得意地插嘴说,“由于成见关系,我从没有看过他的书。”

  ①乔治·埃利奥特:(1819-1880),英国女作家,着有《亚当·贝特》等。

  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以前,韦伯斯特建议取消原来的合同,改签一个新合同。这很好,也就照办了。我大概从来也没有看过这个新合同,也没有叫任何人看过。我也许只是签了字,就不再理会这件事了。依照前一个合同,韦伯斯特是我出钱雇的佣人;依照新的合同,我是他的奴隶,他的彻彻底底的奴隶,而且还不给薪水。我握有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九十。我提供了全部资金。我承担了全部损失,一切归我负责。可是韦伯特斯是唯一的主人。这个新的情况,加上我喜欢挖苦这个特点,使得整个儿气氛都变了样。我不能像早先那样发命令了。我甚至难于提出很可能被接受的主张了。

  格兰特将军是个病人,不过写起回忆录来就像个好人一样,而且取得长足的进步。

  韦伯斯特在他那个走索卖艺般的屋子里登上了宝座。他从美国十六个地方召集了十六个经纪人来签订合同。他们来了。他们聚齐了。韦伯斯特就仿佛在西奈山上那样(西奈山上,见《旧约。出埃及》,耶和华在西奈山上给摩西以《十诫》)给他们颁发了律令。他们按捺住了性子,没有发牌气,这真是了不起。他们提供了需要的债券。他们签了合同,各自走了。按照一般情况,他们对年轻人那种傲慢劲儿会表示不满的,不过这一回的事非同一般。对每一个经纪人来说,合同值好几千块钱。这一点他们是懂得的,而这就足以使他们把怨恨之心给压下去了。

  惠特福德也在场。他总是在韦伯斯特身边。韦伯斯特没有法律方面的参谋是什么事也不敢做的。如今凡是他所需要的法律方面的参考意见,他不愁听不到,因为他已经常年雇佣了惠特福德。他付给他一年一万块钱,而这是从我的口袋里掏去的。惠特福德也确实值点儿钱——值二百分之一的钱。这是他第一回能赚到数目还说得出口的钱,他也就心满意足了。“数目还说得出口”这句话是多余的。惠特福德从没有赚过什么钱。惠特福德注定了永远不会赚到什么钱的。这一万块钱,或是这个数目的几分之几,都不是花了力气赚来的。在两件事情上,他的工作使公司在经济方面受到了损失。至于别的工作,那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凡是管账的都会做。

  这儿不是咒骂韦伯斯特的时间和地点,可是咒骂是必须咒骂的,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让我们讲下去。在这本记载历史的书上,我的目的不是要对任何人表示什么恶意。我已经不是活着的人了。我死了。这一点我希望向读者说个明白。我要是还活着的话,我便会按照通常那一套来写自传。我会对韦伯斯特怀恨,就像我此时此刻的态度一样——虽说我是死了——不过我不会如实地、自由地说出来,而是会试图掩盖起来:试图欺骗读者而又总是欺骗不成功。他会读到我字里行间的怀恨心情,因而对我就不表赞同。要是我把我的怀恨心情一五一十表达出来的话,那就是再糟不过的事了。我从坟墓里向外说话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在有的时候能把心里的话一一讲出来,而不是要把高兴的事一个个收藏起来,光给自己享用。我从坟墓里向外说话,能够比多数历史学家说得更加坦白些,因为他们不可能有死的体验,不论他们多么想也不行,而我却能够做到。对他们来说,那是假装死了。对我来说,那不是装假。他们任何时候都会以一种说得过去的方式体会到,那在坟墓里代表着他们的,是个有知觉的实体,能意识到自己在议论著别人;是个能感到羞耻的实体;是个不肯一五一十讲实话的实体;因为他们还信仰灵魂不灭。他们认为,死亡只是睡一觉,然后很快便会醒过来。他们的灵魂会意识到这儿下界正发生着什么事,会对他们所爱的和不爱的生者的欢乐与忧愁继续表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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