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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正是亨利提醒我妈妈注意,她为了不让我去游泳而缝在衣领上的线已经变了色了。要不是亨利这样提醒她,我妈妈是不会发现的。她发现,证据如此确凿,而以她眼光的锐利却没有能注意到,这叫她很生气。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对我的惩罚也便加重了一分。这完全是合乎人情的。人们总是一有借口,就把自己的短处推到别人身上——不过,那没有什么。我在亨利身上报复。有的时候,事情还没有做,我便先预支它一下。这往往是在那件事引诱力很强的时候,我便预支它一下。这个做法我毋需从我妈妈那里去学。也许并不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很可能这是我自己发明的。可是,我之所以会信奉这条原则,她还是经常产生过影响的。

  如果打破糖罐的事件是写在《汤姆·索耶》里的话——我记不得有没有写——那就是一个例子。亨利从没有偷过糖吃。他是公开从罐子里取的。妈妈知道,只要她不在旁看着,他是不会拿糖吃的。不过她对我有点疑心。确切一点说,也不算是疑心。她很明白,我是会的。有一天,她不在的时候,亨利从她珍贵的老英国式的糖罐里拿了糖。这糖罐是传家之宝——而且他还把糖罐给打破了。这是我第一次能有机会告他一状,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告诉他说我要告他了,可是他一点也不急。等到妈妈进来,看见罐子掉在地上,碎成一片一片的,她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故意让沉默发生作用。我判断,这会增强效果。我等着她发问:“谁干的?”——这样,我就可以把新闻端出来。可是我算计错了。她沉默过后,什么也没有问,——她只是用她那个针箍在我脑袋上猛击了一下,我只觉得一直痛到脚跟。我因为被冤枉而发作起来,以为她会为了错怪了人而十分难过。我期待着她会有懊悔、难过的表示。我对她说,那不是我,是亨利。可是情况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她无动于衷地说:“没有什么。这算不上什么。你反正会做些什么我听不到的事。这是你应得的。”

  屋外有一个扶梯通过二楼的后面。有一天,指派亨利一件事。他就拿了一只铁桶去了。我知道他要爬这个楼梯,我就走了上去,从里面将门反锁了起来,然后下楼来到园子里。园子刚犁过,遍地是乌黑的结实的泥土块,可供挑拣。我收集了不少,埋伏在那里。我等着,等到他上了楼梯,走近楼梯口,逃不了了,然后,我就朝他扔泥块,他使劲用铁桶抵挡,可是挡不住,因为我是个神枪手。泥块打在屋檐板上,引得妈妈也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解释说,我这是逗逗亨利玩的;马上两人都追我,不过我知道怎样爬过高高的木板栅栏,就逃掉了。一两个钟头以后,我鼓足勇气往回转,四下里没有人,我以为这件事算完了。可是没有完。亨利伏在那里等着我。跟往常不同,这一回瞄得很准,他扔了一块石子,打在我脑袋边上,肿起一个包来,像阿尔卑斯山的马特洪峰。我径直带着它去找妈妈,以寻求同情,可是她并没有很受感动。依我看,她的想法是,像这类事,如果我能多遇到一些,最终会使我改好的。因此,这件事只有教育上的意义。我是看得过于严重了。

  不应该给猫服“止痛药”,这我现在才懂得。如今,我不会再干这类事了。不过,在写《汤姆·索耶》的日子里,看着彼得在药性影响下怎样表演,是我的一大满足——如果动作真能像字眼一样大声说话的话,那么可以说,他同我一样,对之非常有兴趣。佩里·戴维斯的止痛药是最可恶的药物。帕维先生的黑人,一个判断力很强而好奇心很重的人,要拿它作为样品,我也听任了他。他认为,这是地狱之火做成的。

  那是一八四九年霍乱流行的日子。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老百姓给吓呆了。能逃的人都逃了。很多人是在逃亡中吓死的。由于霍乱而死一个,就得由于害怕而死三个。凡是不能逃的人就尽吃预防霍乱的药,我妈妈给我挑了佩里·戴维斯的止痛药。她倒没有为自己操什么心。她没有服这种预防的药物。不过她要我应承每天喝一调羹止痛药。本来,我是想照着实行的,不过那时候我对止痛药还不清楚,不像我第一次试过以后那么清楚。她对亨利的瓶子并没有留神——她对亨利信得过。但是她每天用铅笔在我的瓶子的卷标上做个记号,还每天检查有没有吃一调羹。地板上没有铺地毯。地板上有裂缝,我就把止痛药喂给裂缝,结果非常良好——下面没有害霍乱。

  有一次,正是在这样的场合,一只善意的猫来了,摇着尾巴,要吃止痛药——它吃了——接着就大发歇斯底里,满屋子往家具上乱撞,终于从打开了的窗口冲了出去,连花盆也带了下去,刚好我妈妈走来,透过眼镜一看,简直吓呆了,她说:“彼得究竟怎么一回事啊?”

  我记不得我是怎样解释的了,不过如果在那本书(指《汤姆·索耶历险记》)上有记载的话,那也许是写得不正确的。

  每逢我的行为属于这样荒唐,而我妈妈当场的惩罚还嫌不够的时候,她总是把事情留到星期天处理,叫我在星期天晚上到教堂去——作为一种惩罚,有的时候我也许能受得住。不过一般来说,总是受不了。我按照我的脾气,总是设法躲掉。我妈妈在进行考察以前,绝不相信我去过教堂了。她要我说说讲的是《圣经》上哪一段。这很简单——不费我的事。我毋需到教堂里去弄清楚讲的那一段经文。我自己挑一段。这一直很灵,直到有一次,我说的经文和上了教堂的邻居说的经文内容对不上。在这以后,我妈妈采取别的方法。至于是些什么方法,我现在记不得了。

  在那些年月,男人、男孩冬天穿的是长袍。是黑色的,用闪闪发亮的华丽的苏格兰格子花呢做衬里。有一个冬夜,我出发上教堂去,给本周犯的一项罪恶结一结账。我把袍子藏在大门附近,然后走出去和别的孩子们玩,直到礼拜结束。然后我回家去。不过在黑暗中,我把袍子穿反了,走进屋里,把袍子一甩,然后接受照例要进行的一番盘问。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直到讲到了教堂里的温度。我妈妈说,“在这样的晚上,在那里要暖暖和和一定是不可能的。”

  我并不理解说这句话的艺术所在,傻头傻脑地回答说,我在教堂里一直穿着袍子。她问道,从教堂到家里,一路上是不是也一直穿在身上。我没有领会她说这句话的含义。我说,正是这样。她说,“这红得发亮的苏格兰格子花呢,你穿在外边招摇过市?不引人注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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