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抵闽省详察台湾情形妥筹赴援折_左宗棠

行抵闽省详察台湾情形妥筹赴援折

　　（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奏为微臣抵闽，详察台湾见在情形，妥筹赴援；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十月十四日行抵延平，暂札齐队；业经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案。二十二日，接奉二十日电旨：“南北洋援台八轮，克民进发”等因，钦此；仰见朝廷垂念海隅至意。见在臣所调江南各营业已取齐，惟江西三营未到。臣于二十四日起程赴福州，二十七日晋省，与将军、督、抚臣面商进兵事宜，不敢迟回致误。

　　惟以臣所闻台湾近日军情，证以台湾道、府及印委各员禀报，则办理实未尽合，有不敢不陈于圣主之前者。伏查法夷犯台，兵不过四，五千，船不及二十艘；我兵之驻基隆、沪尾者数且盈万，虽水战无具，而陆战则倍之。抚臣刘铭传系老于军旅之人，何以一失基隆，遂至困守台北，日久无所设施？臣接见闽中官绅逐加询访，并据台湾道刘璈钞呈台北府知府陈星聚所奉刘铭传禀批，始知八月十三日基隆之战，官军已获胜仗。因刘铭传营务处知府李彤恩带兵驻扎沪尾，平日以提督孙开华诸军为不能战，是夕三次飞书告急，坚称“法人明日来攻沪尾，兵单将弱，万不可靠”；刘铭传为其所动，遽拔大队往援，而基隆遂不可复问。

　　其实二十日沪尾之捷，仍系孙开华诸营之功；即无大队往援，亦未必失沪尾也。沪尾距台北府城仅三十里，如果岌岌可危，地方官有守土之责，其慎重当有过于他人者；而知府陈星聚屡次禀请进攻基隆，刘铭传竟以无此胆识、无此兵力谢之。狮球岭为台北要隘，所有法兵不过三百，曹志忠所部土勇、客军驻扎水返脚一路者不下八、九营；因刘铭传有“不许孟浪进兵”之语，即亦不敢仰攻。且闻台北各营将领及其土著之人，尚有愿告奋勇往攻基隆者；刘铭传始则为李彤恩所误，继又坐守台北不图进取，皆机宜之坐失者也。

　　恭绎电旨，刘铭传仍应激励兵勇，收复基隆，不得懦怯株守，致敌滋扰等因；仰见圣明洞烛，不稍宽贷。臣思刘铭传之儒怯株守，或一时任用非人、运筹未协所致。李彤恩不审敌情，虚词摇惑，基隆久陷，厥惟罪魁；拟请旨将知府李彤恩即行革职，递解回籍，不准逗留台湾，以肃军政。并密敕刘铭传速督所部克日进兵规复基隆，毋任该夷久于盘踞。

　　又，法夷自九月初五日封禁全台海口，由南西北东至外国名普安得岛麦地方为止。查万国公法虽有战国封堵敌国海口之例，然如系不义之战，诺国例得辨问。公法所载“城池地方被战者围困，局外者不得与之贸易”；固也。若台湾仅失基隆偏隅，且夕可以收复，岂得以围困论？乃仅以法夷一纸空文，遽准堵禁；在我固多不便，而于各国商务尤有窒碍。据台湾道刘璈呈请奏咨前来，理合请旨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驻京公使据理辩论，立开台湾海口，以保商局，而重邦交。

　　臣见派已革总兵杨在元密赴厦门一带确探情形，设法雇船暗渡营勇援台。一俟南洋兵轮赴闽有期，再行调兵分扎马祖澳、芭蕉山等处，以图首尾牵制，不任其肆意久据。

　　至一切应办事宜，臣既有闻见，尤不敢缄默不言；仍当与将军臣穆图善、督臣杨昌浚等妥商筹办，以维大局。

　　所有详察台湾情形，见筹进兵赴援各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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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奉上谕：

　　“左宗棠奏「详察台湾情形妥筹赴援」一折，据称八月十三日基隆之战，官军已获胜仗。因刘铭传营务处知府李彤恩驻兵沪尾，以孙开华诸军为不能战，三次飞书告急，坚称沪尾兵单将弱，万不可靠；刘铭传为其所动遽拔大队往援，基隆遂不可复问李彤恩不审敌情，虚词摇惑；拟请即行革职，递解回籍，不准逗留台湾等语。前敌军情关系极重，必应确切查办，不得含糊了事。李彤恩所禀刘铭传各情，人言藉藉；果系因此贻误，厥咎甚重，非递籍所能蔽辜。前谕杨岳斌迅速赴闽援台，即着该前督于到台后详确查明，据实参奏。李彤恩着即行革职，听候查办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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