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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八 伊川先生语四(7)


  问:“‘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圣人只教人顺受其正,不说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说了‘莫非命也’,然圣人却不说是命。”

  “故者以利为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顺。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只为后人趋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遘〕〔觏〕〔一〕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且譬如倚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利只是一个利,只为人用得别。博弈小数,不专心致志,犹不可得,况学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圣人有甚事来,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难会,须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圣人固是生知,犹如此说,所以教人也。“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纔说姑待来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如何?曰:“申申是和乐中有中正气象,夭夭是舒泰气象,此皆弟子善形容圣人处也。为申申字说不尽,故更著夭夭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严厉,严厉时间则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时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圣人,便自有中和之气。问:“‘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何以为知?”曰:“只此两句,说知亦尽。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远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又问:“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后能敬能远否?”曰:“亦未说到如此深远处,且大纲说,当敬不惑也。”问:“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问:“佛当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贤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阴阳卜筮择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类,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东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冲太白也?如使太白为一人为之,则鬼神亦劳矣(如行遇风雨之类,则凡在行者皆遇之也)。大抵人多记其偶中耳。”

  问:“伯夷不念旧恶,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为,须不容于世,必负石赴河乃已,然却为他不念旧恶,气象甚宏裕,此圣人深知伯夷处。”问:“伯夷叩马谏武王,义不食周粟,有诸?”曰:“叩马则不可知。非武王诚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处。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圣人之变,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禄,非饿而不食也。至如史记所载谏词,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三)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语?”

  问:“‘伐国不问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国?如武王伐纣,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时则不可。当时诸候,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皆不义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问:“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与他战,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佗成列,图个甚?”

  问:“羊祜、陆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绢偿禾之事,甚好;至抗饮祜药,则不可。羊祜虽不是酖人底人,然两军相向,其所饷药,自不当饮。”

  问:“用兵,掩其不备、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师,当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须要胜,不成要败?既要胜,须求所以胜之之道。但汤、武之兵,自不烦如此,‘罔有敌于我师’,自可见,然汤亦尝升自陑,陑亦间道。且如两军相向,必择地可攻处攻之,右实则攻左,左实则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计也,且如汉、楚既约分鸿沟,乃复还袭之,此则不可。如韩信囊沙壅水之类,何害?他师众非我敌,决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处?”又问:“间谍之事如何?”曰:“这个不可也。”

  问:“冉子为子华请粟,而与之少;原思为之宰,则与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为宰,宰必受禄,禄自有常数,故不得而辞。子华使于齐,师使弟子,不当有所请,冉子请之,自不是,故圣人与之少。佗理会不得,又请益,再与之亦少,圣人宽容,不欲直拒佗,冉子终不喻也。

  问:“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开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据佗说这一句言语,自是仕有余,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实也。如由也志欲为千乘之国,”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赋”,求也欲为小邦,孔子止曰“可使为之宰”之类,由、求之徒,岂止如此?圣人如此言,便是优为之也。”

  问:“‘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注言‘讳君之恶’,是否?”曰:“是。”“何以归过于己?”曰:“非是归过于己。此事却是陈司败欲使巫马期以娶同姓之事去问是知礼不知礼,却须要回报言语也。圣人只有一个不言而已。若说道我为讳君之恶,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同姓为礼,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问:“‘行不由径’,径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当处,如履田畴之类,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觉仆者引自他道归,行数里,方觉不是,却须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于往来,由之何害。”

  问:“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为墓时,必使至坚固,故须必诚必敬。若不诚敬,安能至久”曰:“孔子为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诚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为之不坚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圣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责弟子也。”

  问:“‘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孔子何以不从君子而从野人?”曰:“请诸君细思之。”曰:“先儒有变文从质之说,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据当时谓之君子野人也。当时谓之野人,是言文质相称者也。当时谓之君子,则过乎文者也。是以不从后进而从先进也。盖当时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尔。”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中庸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解此两句。然此两句甚难行,故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问:“‘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何以为达?”曰:“此正是达也。只好义与下人,已是达了。人所以不下人者,只为不达。达则只是明达。‘察言而观色’,非明达而何?”又问:“子张之问达,如何?”曰:“子张之意,以人知为达,纔达则人自知矣,此更不须理会。子张之意,专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也。学者须是务实,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则大本已失,更学何事?为名而学,则是伪也。今之学者,大抵为名,为名与为利,清浊虽不同,然其利心则一也。今市井闾巷之人,却不为名。为名而学者,志于名而足矣,然其心犹恐人之不知。韩退之直是会道言语,曰:‘内不足者急于人知,沛然有余,厥闻四驰。’大抵为名者,只是内不足;内足者,自是无意于名。如孔子言‘疾没世而名不称’,此一句人多错理会。此只是言君子惟患无善之可称,当汲汲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问:“‘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怨只是一个怨,但其用处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学须是通,不得如此执泥。如言‘仁者不忧’,又却言‘作易者其有忧患’,须要知用处各别也。天下只有一个忧字,一个怨字。既有此二字,圣人安得无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为后人附会乱却。如魏征问:‘圣人有忧乎?’日:‘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问疑。曰:‘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谓董常日:‘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说得极好,至下面数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后人附会,适所以为赘也。”

  问:“‘民可使由之’,是圣人不使之知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圣人非不欲民知之也。盖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比屋皆可封也。盖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尽知之?此是圣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岂圣人之心?是后世朝三暮四之术也。某尝与谢景温说此一句,他争道朝三暮四之术亦不可无,圣人亦时有之,此大故无义理。说圣人顺人情处亦有之,岂有为朝三暮四之术哉?”(谢景温,一作赵景平)

  问为政迟速。曰:“仲尼尝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盖欲立致治之功业,如尧、舜之时,夫是之谓有成。此圣人之事,佗人不可及。某尝言后世之论治者,皆不中理。汉公孙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窃迟之。’唐李石谓‘十年责治太迫。’此二者,皆率尔而言圣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谓‘期月而已可也’者,谓纪纲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圣人之事,后世虽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圣人能之;二王以下事业,大贤可为也。”又问:“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则曰‘必世而后仁’,何也?”曰:“所谓仁者,风移俗易,民归于仁。天下变化之时,此非积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问:“‘大则不骄,化则不吝’,此语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则未是;然‘大则不骄’此句,却有意思,只为小便骄也。‘化则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骄与吝两字正相对,骄是气盈,吝是气歉。”曰:“吝何如则是?”曰:“吝是吝啬也,且于啬上看,便见得吝啬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时,于财上亦不足,于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此莫是甚言骄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则不可下骄吝字。此言虽才如周公,骄吝亦不可也。”

  仲尼当周衰微,辙环天下,颜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颜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当此任,则颜子足可闭户为学也。”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如仲尼只说一个仁字(“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时,无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学者,自视以无缺,及既知学,反思前日所为,则骇且惧矣。圣人六经;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则生人之用熄。后世之言,无之不为缺,有之徒为赘,虽多何益也,圣人言虽约,无有包含不尽处。

  言贵简,言愈多,于道未必明。杜元凯却有此语云:“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大率言语须是含蓄而有余意,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

  中庸之书,其味无穷,极索玩味。

  问:“坎之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何义也?”曰:“坎,险之时也,此是圣人论大臣处险难之法。‘樽酒簋贰用缶’,谓当险难之时,更用甚得?无非是用至诚也。‘纳约自牖’,言欲纳约于君,当自明处。牖,开明之处也。欲开悟于君,若于君所蔽处,何由人得?如汉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争以嫡庶之分,高祖岂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处,更岂能晓之?独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处。盖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杰之力,故惮之。留侯以四皓辅太子,高祖知天下豪杰归心于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长安君为质,太后不可。左师触龙请见,云云,遂以长安君为质焉。夫太后只知爱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师以爱子之利害开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说。先儒以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言乾、坤任六子,而自处于无为之地,此大故无义理。风雷山泽之类,便是天地之用。岂天地外别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则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闲?风雷之类于天地间,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岂可谓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为乎?因见卖兔者,曰:“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然何必图、书,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数便此中可起。古圣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树木,亦可见数。兔何以无尾,有血无脂?只是为阴物。大抵阳物尾长,阳盛者尾愈长。如雉是盛阳之物,故尾极长,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车者,多植尾于车上,以候雨晴,如天将雨,则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问:“刘牧言上经言形器以上事,下经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经言云雷屯,云雷岂无形耶?”曰:“牧又谓上经是天地生万物,下经是男女生万物。”曰:“天地中只是一个生。人之生于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为异?”曰:“牧又谓乾、坤与坎、离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岂男女与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时,六子生理同有,则有此理。谓乾、坤、坎、离同生,岂有此事?既是同生,则何言六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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