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年谱 1870年六十岁上

1870年六十岁上

　　庚午，同治九年，公六十岁

　　正月十六日，专折奏年终密考。又奏永定河工借拨运库银两，请于应解京饷项内照数扣还。

　　二十四日，核直隶练军马队章程。

　　委陈兰彬前往大名助办赈贷。

　　是月，刘忠壮公松山在甘肃攻剿回逆于金积堡阵亡，其兄子锦宗接领其军。

　　二月初二日，专折奏谢年终恩赏。又奏直隶清理积狱，旧案陆续完竣，新案办理就绪。计审结并驻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多年尘牍，为之一清，请将勤奋之员，酌予奖励。又奏州县留支银两，请免提解四成，俾地方官有办公之资，以为振兴吏治之助。又奏直隶州县应付兵差款项，酌议报销。

　　二十一日，专折奏谢京察从优议叙恩。又奏湘、准各军剿捻军需第一案报销。附片报洋枪洋炮教练勇粮款目，附案请销。又具折奏提督刘松山宣力最久，忠勇迈伦，力攻回寨，受伤殒命，谨胪陈事迹，请宣付史馆，并于本籍建立专祠。

　　三月初五日，出城诣刘孝子墓及杨忠愍公祠。

　　初十日，奏直隶留防兵勇收支饷项，截数报销。

　　二十九日，奏报永定河凌汛安澜一折。又奏复核部驳保案一折。又奏采访节义第六案。

　　公自入春以来，屡患目光昏蒙，而治公牍览书史未尝少息，至是验知右目已失明，于是闭目静坐之时为多。

　　是月，公子纪泽入都，赴荫生试。

　　四月十一日，改定练军马队步队营制。

　　十六日，奏试办练军，酌定营制，比照湘勇、淮勇军营旧章，参酌增损，次第推行。又以官马不如私马，亦欲仿募勇章程，自养营马，以冀练成劲骑。附抄呈步队营制十条，马队营制六条。附片奏：筹议口北三厅防务。

　　是日，公眩晕，病作甚剧，旬日渐平。

　　二十一日，奏陈病状，请假一月调理。

　　二十五日，公子纪泽试竣，吏部带领引见。奉旨以员外郎分部行走，签分户部陕西司。

　　五月初八日，专折奏谢子纪泽受员外郎恩。

　　二十二日，奏病尚未痊，续假一月。又折奏畿南赈贷，办理事竣，各地方官赔累已甚，请免报销，以示体恤。又折奏保永定河工出力员弁，开单请奖。又奏采访节义第七案。

　　二十五日，奉上谕：“曾国藩着前赴天津查办事件。钦此。”同日奉上谕：“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徙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非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欧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阅看。钦此。”

　　先是天津境内屡有迷拐幼孩之案，并有剖心挖眼之谣，署天津知府张光藻擒获拐匪张拴、郭拐二名严办。旋有民团拿获匪徙武兰珍，供出法国教堂之王三授以迷药。由是津民与教民屡有争哄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官丰大业来署，提犯人对质。于时讹言四起，人情汹汹。丰大业在崇厚署中施放洋枪，崇厚亟起避之。丰大业忿而走出，遇天津县知县刘杰，复用洋枪击伤其家丁。津民见之者，遂欧毙丰大业，烧毁教堂等处。洋人及本地从教之民男女，死者数十名口。此五月二十三日事也。二十七日，奉上谕：“崇厚奏津郡民教起衅争殴，自请治罪，并请将地方官分别严议革职一折。崇厚、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着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仍着曾国藩于抵津后确切查明，严参具奏。至迷拐人口匪徙及为首滋事人犯，均着严拿惩办，并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偏徇。钦此。”

　　二十九日，公复陈一折，奏称：据天津镇道来禀，武兰珍所供之王三，业经弋获，必须讯取确供。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系确有证据？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从此两层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外之心。谕旨饬臣前往，仍垂询臣病，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将来必须开缺调理，不敢以病躯久居要职，至眩晕新得之病，现已十愈其八，臣不敢因病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一面先派道员博多、宏武等，迅速赴津，会同大津道、府详讯办理。

　　六月初一日，奉上谕：“曾国藩奏所称案中最要关健等语，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日内如可支持，即着前赴天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钦此。”

　　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崇公寻奉旨充出使法国大臣，其三口通商大臣以大理卿成林署理。

　　初四日，公将启行，书遗教一纸，其略云：“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之初，自誓效命疆场，今年老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初六日，由保定启行，宿高阳县。初七日，宿任邱县。具折奏报起程日期，并称与崇厚往返函商，拟先将俄国误伤之三人，及英、美两国之讲堂，速为科理，不与法国一并议结，以免歧混。

　　初八日，奉上谕：“此案起衅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总以有无确据为最要关键，必须切实根究。曲直既明，方可另筹办法。至洋人伤毙多名，若不将倡首滋事之犯惩办，此事亦难了结。曾国藩拟将俄国人命、英、美讲堂先行议结，所见甚是。钦此。”

　　初十日，公至天津。津郡民团，旧有水火会名目，人数甚众，怨崇厚公之护教，咸望公至，必力反崇公之所为。公奉命之初，凡诣公条陈此事者，或欲借津人义愤之众以驱遂洋人，或欲联合俄、英各国之交以专攻法国，或欲参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或欲调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意在坚保和局，不与洋人构衅，以致启兵端。其函致崇公，则称“有福同当，有谤同分”之语。既至津郡，出示晓谕士民，仍不奖其义愤，且亦有严戒滋事之语。由是津人以怨崇公者怨公矣！公初至时，出令放告，投诉牒者数百人。查讯挖眼剖心，并无事实；而拐匪一案，拿到教堂之王三，安三等，皆市井无赖，供词反复狡展，不能定案。公亦令委员暂予缓讯，以为洋人转圜之地，但饬缉拿天津滋事之民。由是都门士大夫中，讥议纷然起矣。

　　十一日，接到法国洋官照会一件，系都中洋人由总理衙门转递来津，词气尚顺。

　　十二日，英国洋人来见。

　　十三日，美国洋人来见。

　　十四日，内阁学士宋晋奏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请布置海口防兵，兼婉谕各国，以为解散约从之策。奉旨令公酌量办理，据实奏闻。

　　十六日，公咨复总理衙门，为洋人力辨挖眼剖心之诬。

　　十八日，专折奏报永定河南岸五工漫口，自请议处，并请河员处分。

　　十九日，法国洋官罗淑亚来见。

　　二十一日，崇原来，言洋人将大兴波澜，有以府县官议抵之说，公峻词拒之。

　　二十二日，洋官罗淑亚复来，词气凶悍。又来照会一件，有请“将府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抵命”之语。

　　二十三日，公将现在查办情形照复洋人，并驳诘之。是日，遂与崇厚公会奏，奏称：王三虽经供认授药武兰珍，然且时供时翻。仁慈堂查出男女，讯无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此事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各省皆然。以理决之，必无是事。至津民所以生愤者，则亦有故：教堂终年扃闭，莫能窥测，其可疑者一；中国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人，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医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积此五疑，众怒遂不可遏。仰恳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谣传之说，多系虚诬，以雪洋人之冤，以解士民之惑。现已将天津道、府、县三员均撤任，听候查办。又奏委丁寿昌署天津道，马绳武署天津府，箫世本署天津县。又附片奏称：洋人照会，挟制多端。请将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员革职，交刑部治罪。陈国瑞现在京城，请交总理衙门就近查办。公雅意不欲加罪于府县，是日乃勉徇崇厚之请会奏。此疏拜发之后，公意痛悔之，病势渐剧。

　　二十四日，奉到上谕：“有人奏风闻津郡百姓焚毁教堂之日，由教堂起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执。该大臣于奏报时，并未提及，且闻现已消灭等语。所奏是否实有其事，着曾国藩确切查明等因。钦此。”

　　又奉上谕：“崇厚已派出使法国，自应及早启行。着曾国藩体察情形，如崇厚此时可以交卸，即着来京陛见，以便即日起程。通商大臣事务，着曾国藩暂时接办，俟成林到时，即行交卸。钦此。”

　　二十五日，接洋人照会一件，仍执前说。

　　二十六日，公照复洋人，仍驳诘之。

　　是日，奉到上谕：“曾国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另片奏请将天津府、县革职治罪等语，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宜示矣！此次陈奏各节，固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起见。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近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起衅也。钦此。”

　　公前疏力办洋人之诬，又陈五可疑之端，意在持平立论。内阁抄发奏稿，文理不全，都人士见之，谓公偏护洋人，遂以诋崇公者诋公矣。责问之书日数至，公惟自引咎。不欲以自明也。崇厚以每日一来行馆，力主府、县议抵之说。公方在病中，置不答。崇厚乃驰奏法国势将决裂，曾国藩病势甚重，请由京另派重臣来津办理。

　　二十八日，公复陈谕旨垂询之件。奏称：焚毁教堂之日，众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岂崇厚一人所能消灭？其为讹传，已不待辨。至迷拐人口一节，实难保其必无。臣前奏请明谕力辨洋人之诬，而于迷拐一节，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和局。现在焚毁各处，已委员兴修。王三、安三该使坚索，已经释放。查拿凶犯一节，已饬新任道府拿获九名，拷讯党羽。惟罗淑亚欲将三人议抵，实难再允所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彼若不拟构衅，则我所断不能允者，当可徐徐自转；彼若立意决裂，虽百请百从，仍难保其无事。崇厚与洋人交涉已久，应请留津会办，暂缓来京。又奏称：中国目前之力，实难遽起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法。谕旨所示，弭衅仍以启衅，确中事理，且佩且悚。外国论强弱，不论是非。若中国有备，和议或稍易定。现令铭军全队拔赴沧州一带，稍资防御。臣自带兵以来，早矢郊命疆场之志，今事虽急，病虽深，此心豪无顾畏，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抑臣更有请者，时事虽极艰难，谋尽必须决断。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津郡此案，愚民愤激生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实天下生民之福。惟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臣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而区区愚虑，不敢不略陈所见。

　　是日，接奉寄谕，亦云张光藻，刘杰交部治罪，已属过当，若在津正法，万难允准等因。

　　二十九日，奉到上谕：“据崇厚奏称曾国藩触发旧疾，病势甚重，朝廷实深廑系。此案关系颇大，该督抱恙甚剧，恐照料或有未周，已谕令丁日昌星速赴津，帮同办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来，须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会办。惟该国兵船业已到津，意在开衅，不可预为防范。已谕令李鸿章带兵驰赴畿疆，候旨调派等因。钦此。”又奉上谕：“曾国藩奏遵旨复陈一折。另片所陈善全和局，以为保民之道，备预不虞，以为立国之本：甚属曲中事理！即着该督坚持定见，悉心经理，用全大局。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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