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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沅弟·同治十年三月十七


  沅弟左右:

  顷接来信,知弟已移居长沙。此后兄寄两弟信,仍各分写,两弟接信,彼此互阅。

  内人之病,自二月十三起,今已一月零五日。初系大热,谵语不止,三日转变为右脚大肿,疼痛异常,呻吟至于号泣,服药无效。近已肿至小腹,左脚及两手亦微肿,但不甚耳。以余观其症象,已难挽回。而医者谓脉无败象,尚有一线可望。李少荃送建昌花板二付,交欧阳定果带来,昨已命工匠做成矣。

  余于二月十三日发疝气疾,右肾坚肿下坠,近已消肿缩上,不甚为患。惟目疾日剧,右目久盲,左目亦极昏蒙,看文写字,深以为苦。除家信外,他处无一字亲笔。精神亦极衰惫,会客坐谈,即已渴睡成寐,核稿时亦或睡去,实属有玷此官。幸江南目下无甚难事,新中丞张子青心气平和,与友山漕帅皆易于共事。省三丁艰,孙琴西署盐道亦属顺手。若无洋务突出变端,尚不至遽蹈大戾耳。

  闻倭相病势甚重。李相在津,众务异兴。精神之衰旺固全视乎年齿,两弟年不甚高,不知近日精力究竟何如?便中详书告我。

  郑小山在清江请假养病,闻其将有退志,不知果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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