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88)_吴晗

八八

　　二

　　研究明代国子监的材料，除《明史·选举志》以外，关于南京国子监的，有黄佐的《南廱志》，北京国子监有《皇明太学志》。此外，《大明会典》卷七八《学校》门也有简单的记载。

　　明初制度，参加科举的必须是学校的生员，学校生员作官则不一定经由科举。以此，学校是作官所必由的大路，政府和社会都极看重。可是，从明成祖以后，进士独占了作官的门路，监生出路日坏。从明景帝开生员纳粟、纳马入监之例以后，国子监成为富豪子弟的京师旅邸，日渐废弛。从明武宗以后，非府州县学生也可以纳银入监，作个挂名学生，以依亲为名，根本不必入学，国子监到此完全失去初创的意义，只剩下一个招牌了。因之，研究明代学校和政治的关系，洪武一朝是最有代表性的时期。

　　国子监的前身是国子学。宋龙凤十一年（1365，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以元故集庆路儒学改建。有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乐、典书、典膳等官。在建学的前一年，未有校址，先已任命了国子博士和国子助教，在内府大本堂教皇子和胄子（贵族大官子弟）。吴元年（1367）定国子学官制，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从八品，学正正九品，学录从九品，典膳省注。洪武四年（1371）中书省户部定文武官禄，祭酒二百七十石，司业一百八十石，博士八十石，典簿七十石，助教六十五石，学正六十石，学录五十石。十四年又更定官员品数，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二人，正六品；监丞二人，正八品；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俱从八品；学正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典籍一人，俱从九品。掌馔二人，杂职。又改建国子学于鸡鸣山之南。十五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二十四年，又改司业、监丞各一人（黄佐《南廱志》卷一《事纪》）。从祭酒到掌馔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于吏部。

　　学校官在学的职务分工，据洪武十五年钦定的监规：祭酒是正官，衙门首长，专总理一应事务，要整饬威仪，严立规矩，表率属官，模范后进。属官赴堂禀议事务，质问经史，皆须拱立听受，不得即便坐列，正官亦不得要求虚誉，辄自起身，有紊礼制。祭酒和其他同僚，是长官和属僚的关系，就国子监说，是一监之长，勉强比附现代名词，相当于校长，但是，这个校长并无聘任教员之权，因为一切教员都是部派的。监丞品位虽低，却参领监事，凡教官怠于师训，生员有戾规矩，并课业不精，廪膳不洁，并从纠举。务要夙夜尽公，严行约束，毋得徇情，以致废弛。不但管学生规矩课业，还兼管教员教课成绩，办公处叫“绳愆厅”，器用除公案公椅以外，特备有行扑红凳二条，拨有直厅皂隶二名，“扑作教刑”。刑具是竹篦，皂隶是行刑人，红凳是让学生伏着挨打的（《南廱志》卷一六《器用》）。

　　照规定，监丞立集愆册一本，各堂生员敢有不遵学规，即便究治。初犯纪录（记过），再犯决竹篦五下，三犯决竹篦十下，四犯发遣安置（开除，充军，罚充吏役）（《南廱志》卷九《学规本末》）。监丞对学生，不但有处罚权，而且有执行刑罚之权，学校法庭刑场合而为一。当然，判决和执行都是片面的，学生绝对没有辩解申说和要求上诉的权利。这职位就管束学生而论，有点象现代的训导长。掌馔是管师生膳食的，膳夫由朝廷拨囚徒充役，洪武十五年六月敕谕监丞等：“囚徒膳夫，俱系死囚，若不听使令，三更五点不起，有误生员饮食，一两遍不听，打五十竹篦，三遍不听处斩。做贼的割了脚筋，若监丞、典簿、掌馔管束不严，打一百圆棍，如不死，仍发云南。有通了学里、学外人偷了学里诸物者处斩，家下人发云南，钦此。（《南廱志》卷一〇《谟训考》）”这种刑法是超出当时的《大明律》之外的。典簿职掌文案，凡一应学务，并支销钱粮，季报、课业、文册等项，皆须明白稽考。又管出纳，又管教务，类似现代学校里的总务长和教务长。典籍是图书馆长。

　　祭酒同时也是教员、和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官，职专教诲，务在严立课程，用心讲解，以臻成效。如或怠惰，不能自立，以致生员有戾规矩者，举觉到官，各有责罚（《南廱志》卷九《学规本末》）。换言之，教员如不能使生员循规蹈矩，所遭遇到的不是解聘，而是更严重的刑事处分。

　　学校的教职员全是官。学生呢？来源有两类，一类是官生，一类是民生。官生又分两等，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土司子弟和海外学生（留学生）。官生是由皇帝指派分发的，出自特恩，民生由各地地方官保送。官生入学的目的，是为了“皇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皇子在内府大本堂，功臣子弟入国学。教之之道，以正心为本，学的是如何统治的“实学”，不必像文士那样记诵辞章（《南廱志》卷一《事纪》）。洪武十六年文渊阁大学士宋讷任国子监祭酒，明太祖特派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礼部尚书任昂和谏院、翰林院等官到监，举行特别考试，考定教官、生员高下，分别班次。又以公侯子弟在学读书，怕不服教员训诲，特派重臣曹国公李文忠兼领国子监事，将军作校长，扑罚违教的官生，整顿学风（《明史》卷六九《选举志》）。官生中有云南、四川等处土官子弟，日本、琉球、暹罗诸国学生，琉球学生来的最多。就洪武一朝官民生比例，据《南廱志》卷一五《储养考》：

　　洪武四年（1371）　官民生二千七百二十八名
　　十五年（1382）　五百七十七名
　　十六年（1383）　七百六十六名
　　十七年（1384）　九百八十名
　　二十三年（1390）　九百六十九名
　　二十四年（1391）　一千五百三十二名　官生四十五名　民生一千四百八十七名
　　二十五年（1392）　一千三百九名　官生十六名　民生一千二百九十三名
　　二十六年（1393）　八千一百二十四名　官生四名　民生八千一百二十名
　　二十七年（1394）　一千五百二十名　官生四名　民生一千五百一十六名
　　三十年（1397）　一千八百二十九名　官生三名　民生一千八百二十六名

　　国子学时代只有洪武四年的生员总数，据《大明礼令》：“凡国学生员，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子孙弟侄，年一十二岁以上者充补，以一百名为额。民间俊秀年一十五岁以上，能通《四书》大义，愿入国学者，中书省闻奏入学，以五十名为额。（《皇明制书》）”则在洪武四年以前，官生与民生的比例是二比一。官生是主体，民生不过陪衬而已。国子监时代，洪武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只举官民生总数，无法知道比例。从二十四年到三十年，有五个年度的在学人数纪录，二十四年官生占总数三十四分之一，二十五年八十二分之一，二十六年二千零三十分之一，二十七年三百三十分之一，三十年六百十分之一。在这个纪录中，值得指出的：第一，官生占监生总数比例极小；第二，官生就学比例逐年减少，从四十五名降为三名；第三，洪武二十六年监生员数突然激增，次年又突然减少；第四官生中琉球生悦慈从洪武二十五年到三十年，留学至少有六年之久[81]。

　　〔[81]琉球生入南监，最后一次是嘉靖十七年，二十三年回去的（1538-1544）。《明史·选举志》作“成化、正德时（1465-1521），琉球生犹有至者”，是错的。〕

　　如上文所说，明太祖建立国子学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胄子（贵族官僚子弟），甚至在改组为国子监以后，还特派重臣勋戚李文忠兼领，管束官生。为什么从二十四年以后，官生数目反而年少一年，和民生的比例，从二比一到一比二千零三十，主体变为附庸，完全失去立学的用意呢？这道理说来也极为简单：公侯子弟成年的袭爵任官，不必入学，未成年的入学得经圣旨特派，纨绔少年，束发受经，不过虚应故事，爵位官职原来不靠书本辞章。那么，除非皇帝特命，又何必入学。此其一。

　　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党案发作后，功臣宿将，连年被杀，到洪武末年，除汤和、耿炳文、李景隆、徐辉祖几家以外，其余的差不多杀干净了。功臣本人被杀，子弟如何能入学？此其二，至于官僚子弟的入学令，限一百名的有效期限恐怕只是适用在洪武三年之前，以后实施极为严格，非奉特旨，不能入学，人数当然不可能太多。此其三（《南廱志》卷一《事纪》，《明史·选举志》）。而且，大官子弟自有荫官一途，用不着走国子监这条路。这样，国子监就自然而然衍变作专门训练民生作官的衙门了。

　　洪武二十六年监生人数突增的原因，是因为有新的政治任务，人手不够，特别扩大保送，说详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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