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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僧孺论


  吐蕃悉怛谋以维州之众奔成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遣兵据之。事闻,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用之?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执悉怛谋及所用偕来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司马光曰: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似也;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

  此言误矣。僧孺,险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为国家计,以信愚缙绅,而以利害愚人主。司马公,迂儒也,为僧孺愚,而不睹其时势之缓急。夫吐蕃一入长安,立伪帝,数蹂畿甸,而悉掩我河西、北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其祸几与唐相终始。清水之盟,血未入口,而伏兵已发于帐外。

  彼之请盟于长庆也,岂有所慕于中国而事息兵耶?夫亦南困于南诏,北摧于回鹘,力不支而后盟也。彼其能以万骑缀回中,而责我何所事盟,亦何必假维州以为兵端?彼力之不足,不得已而事兵于维州,德裕固任其能角之矣。即不得已而归维州以示信则可,奈之何縳已降之将卒而使之甘心焉,伤天地之和,示中国以弱也?

  且夫悉怛谋之归也,德裕以出境之法受之矣,受之而复反之,是何求信于吐蕃而不信于悉怛谋也?为唐计者,以正告吐蕃曰:吾无所利于雕甲弱弓之士,天子仁慈,不忍使一物之颠隮以归尔,则不能令而废法,而法行,是我陷人于死也。今投之不毛之地以示警,如不可,则曰:安西、北庭之中国人者数十万,能归我,我亦如之。吐蕃喜于得地,而惮于兵端,必无它也,庶几可以无废仁而全信。或曰:然则金完颜主之不受任得敬、赵位宠降,非欤?曰:是何可同日语也。

  夫夏、高丽于金为不侵不叛之臣也,权臣乘其主之弱而以地市金,奈之何其受之?若悉怛谋者,谓之向化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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