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志(53)_王闿运

五三

　　[同治]五年正月甲子，国藩、玉麟奏言：“濒江五省，战事大定。

　　前募水勇，请改为经制水兵。我朝绿营兵丁五十余万，乾隆四十六年议增缺额，大学士阿桂上疏力争之，臣国藩丁咸丰元年，亦疏请裁兵五万。自洪、杨倡乱，捻、回继变，皆倚勇于以集事，国家养兵岁费二千万。今直省勇丁，合计三十万以外，而经制之兵，仍未能减，非长策也。大江水师，船至一千余号，炮位二三千，利器不宜浪抛，劲旅不宜裁彻。俸薪口粮修补船炮经费，于长江酌留厘税，量入为出，计提督一员，总兵五员，营官、副、参、游二十四，哨官、都守、千、把、外委七百七十四，兵数万二千，兵饷、杂费月五万有奇。自荆、岳二州至崇明五千余里，立六标分汛，计船七百七十四，营二十四，副将营战船四十三，参将营三十三，游击营二十三。自提督至外委各给坐船。长龙设大炮六，三版大小炮各二，设火药局于安徽、湖北二省城，设子弹局湖南省城，设船局汉阳、吴城、草鞋夹。”因奏事宜三十，营制二十四。

　　六月，军机大臣会奏依行，编《章程》六卷入《方略》，垂示后世，颁之天下。水师即立，而国藩移督直隶，玉麟告归，黄翼升为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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