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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学疏


  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是淆乱,无所适从。臣愚以为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标准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标准安在,曰在其大小,新旧之利害虽未遽决,然其大概可得言焉。

  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乃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扶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厌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

  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也。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

  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试以最浅显者言之。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党人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

  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然此其章章者矣。

  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一切之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

  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

  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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