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稗疏·惟十有三年

惟十有三年

　　周书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

　　武王克商之岁日月时，先儒纷讼不一。其以为己卯岁者，刘歆《三统历》与邵子《皇极经世》也。其以为辛卯岁者，《竹书》与唐一行也。以为武王即位之三年者，孔安国也。以为十一年起兵而十二年克商者，《竹书》也。以为十二年起兵而十三年克商者，《泰誓》经文与《家语》《管子》也。孔氏通文王受命之岁而计之，其诬妄不经，宋儒辨之详矣。

　　天子受天命，侯伯受王命，盖曰“受命”。《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受于天也。文王受命专征伐，受于纣也。词同而事异，昧者因惑焉。其以为十二年伐商而十三年克之者，一行以为通成君之岁是也。文王薨于己卯，而克商以辛卯，历年十三。嗣子定位于初丧，逾年改元，或为周制。而武王初立，犹用殷制也。至于以甲子纪之，则为辛卯而非己卯。一行据《国语》“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上推千岁，合符不爽。建亥之月戊子日在箕十度，晨初月在房四度，建子月朔日庚寅，日月会南斗一度，辰星夕见斗二十度，惟辛卯岁为然。则一行之精密，非刘、邵之所能与矣。《三统历》以文王薨之己卯为克商之年，差十二年。而邵子以克商之辛卯为昭王之三年，乃以商武丁三年当王季即位之十七年。己卯岁为克商之年，其差七十二年，月不在房，辰不在斗，星不在天鼋，以岁差六十七年一度准之，日尚在斗杪，为星纪之初，而非析木之津也。则折中归一，其为武王逾年改元之十二年辛卯岁，定矣。朱子以四月有丁未推之，谓诸家历以此年二月有闰。不知所谓“此年”者，己卯乎？抑辛卯乎？如必辛卯而有闰，则非己卯亦审。闰之积差，未有相去七十三年，而同于建卯之后月无中气者也。文王薨以己卯，生以癸卯。武王崩以丙申，生以甲子。文王二十二而生武王，世传十三而举武王者，妄也。陈氏谓二十四而生武王者，亦误也。文王以己巳岁得太公以为师。其先囚于羑里，太公未尝归周也。以武王生于甲子计之，年已六十有五，而后邑姜归焉。既无莫年方娶之理，若以为继室，则礼无二嫡，诸侯固不再娶，斯《礼记》梦龄之说，固不足信。武王实不以甲子生，而亦无九十三年之寿也。

　　至于克商月日之差，《汲冢书》云：“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步自于周，伐商。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又曰：“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以武王发周之日较之，《武成》亦异。今按《武成》所云一月者，建子之月也。以前建亥之月晦前一日戊子，月晨在房四度，周师初起，又五日而武王始出，知其为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朔日庚寅，四日癸巳，王乃躬莅六师。其月二十九日戊午，渡河而北。建丑之月朔日庚申，五日甲子昧爽克商。建卯之月丁未祀于周庙，庚戌大告《武成》。甲子去丁未一百四日，建丑月五日去建卯月十九日止六十四日，而多四十日，则是年之闰，盖在周正三月之后，而不在夏正二月之后也，与朱子所引历家之言为殊。若如《汲冢书》之以丙辰为一月望后之一日，则云甲子八日，二月五日不得为甲子，而与其曰“既死魄，越五日甲子”者，自相背戾矣。其曰“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以一行所推，建卯之月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为旁生魄，六日而得庚戌为二十二日，则与《武成》合而不爽。今以一行之法，推《泰誓》《武成》之月日，则周师起于庚寅岁夏正十月之二十九日，或二十八日。　武王即戎于夏正十一月之四日，灭商于夏正十二月之五日，武王反丰以夏正二月之三日，祀庙于十九日，柴望于二十二日。而蔡氏以戊午为一月二十八日，甲子为二月四日，既用《三统历》所推辛卯为建寅月朔，后《一行历》一日，而谓建子之月为二月，则以商正纪事，而不知史成于有周受命之后，称年而不称祀，则其为周正无疑也。以周正纪事，四月为夏正之二月，则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亦以夏时冠周月。如《春秋》之所谓“春王正月”者，其实冬也。盖癸巳为建子月之四日，则甲子必为建丑月之五日。而林氏谓“日行三十里”，丰去孟津九百里，孟津县至西安府八百四十里。　凡三十日而自丰至孟津，程期吻合。使以夏正十一月四日自周于征，而次年二月五日乃至孟津，则在涂凡九十一日，师老粮匮于未见敌之地，太公不如是之拙。而况注已明言一月二十八日，则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为已明，徒于春会孟津之下，力辨其为夏正之春，借注之矛，攻注之盾，而已足矣。《春秋》以夏时冠周月，朱子力辨胡氏之非，因疑春会于孟津之误，不知孔子宪章文、武，作《春秋》以尊王，固必以周之所谓春而为春，则朱子之未达，而胡氏创制之说亦非矣。《诗》曰：“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言“维夏”则本非夏，而维时谓之夏也。“徂暑”者，往而向暑也。使为夏正之四月，则固然其夏，而不待曰“维夏”，六月暑已极，而不当言“徂暑”也。是周之纪四序，固一以建子为春矣。若《豳风·七月》之诗，以夏正纪时物，则以公刘迁豳在夏之世，承公刘而用夏尔。周师之起，以武王成君之十二年建亥月。武王于征，在其明年一月之四日，故谓之十有三年。若以夏正纪月，而用逾年改元之法纪岁，则孟津之会在武王十一年之十一月，而牧野之役在十二月。《序》用汉人已改夏正之时月，从周制逾年改元之典礼，谓之十一年亦可。此《经》文与《序》《竹书》与《唐历志》异说同揆，原不相悖也。而汉儒通算文王九年为武王之年，《经世》上涉武丁之己卯，《汲冢书》丙辰、丁巳之讹，则皆参差龃龉，其误易见，不劳辨而自破矣。上推往古之日月，是非固为难辨，诚有如朱子之疑。乃幸而有七政行度之可推，见于《国语》，则十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实辛卯岁夏正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午。考于历而合，考于《经》而合，考于《国语》而合，斯可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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