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稗疏·东为北江入于海

东为北江入于海

　　郑樵以“东为北江入于海”为衍文，朱、蔡据以为是。今按江、汉之东下者，与《禹贡》正无少差。特《经》文错综，不易读晓，故穿凿者引水味以强分之，而泥著者不知通《经》文之变而诬为失也。《经》言：“东汇泽为彭蠡。”又云：“会于汇。”则汇者，他水之聚而非谓汉之潴也。“汇泽”云者，所以纪章江也。章江上流濒乎百粤，禹迹所不至，故不见于《经》，而就其下流入江之次纪之，曰“汇泽于彭蠡”，又曰“会于汇”，言章江之会江、汉也。乃本文之连江、汉而为词者，章江之不能自为彭蠡，犹潇湘之不能自为洞庭也。江水东出之势，扼潇湘而为洞庭。江、汉东下之流，至小孤为潮水所阻，屯壅以扼章江，而汇为彭蠡。则为彭蠡者章水，而使之为彭蠡者江、汉也。朱子曰：“彭蠡非有所仰于江、汉，而泉流之积，日遏月高，势已不复容江、汉之入。”是未详“会于汇”之文，初非谓汉之入为彭蠡，而抑不知小孤之潮，逐江、汉而却行，即时溢入彭蠡，亦势之所必有也。《经》云“南入于江”，则汉于此已为江所并，而汇泽之实，不复独归之汉矣。朱子曰：“汉果汇于彭蠡，则汉水入江之后，便须有一洲介于其间，以为江、汉之别。又当各分为二，以为出入之辨。”是又未详于《经》之本文，上言“入江”，下言“北江”，而不复系汉之旨也。《经》言“南人于江”，则纪汉之事已毕。而汉自入江以后，江不得独有其流，故自大别以东入海之水可名为江，亦可名为汉。则武昌以下，通州以上，水所经过，不妨见于“导漾”之下，故于汉有“入海”之文，于江又有“会于汇”之纪。互举而并存焉，以著江、汉之两大也，彭蠡之汇，可属于“导江”之下，亦何不可属于“导汉”之下？系汉则失江，系江则失汉。而汉在下流，故两存而详于所近出者，非谓仅一汉水入为彭蠡而复出为北江，而江不与也。其言“东为北江”者，南人通谓水为江，此又以著北江、中江之称，以明“地从主人”之义，言汉在略阳之北谓之漾，略阳以东谓之汉，均州以东谓之沧浪，汉口以东谓之北江，一水而四名也。《山海经》云：“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南江者，青衣江也。故《山海经》又云：“高山在成都西。”北江者，汉也。曼山或即嶓冢。大江者，中江也。溯其所出，则嶓在岷北，及其东下，则汉口在前江口之北，故汉曰北江。青衣江出于黎雅，其与江合在叙州，于江为南江。南江合中江于叙，及其东下，已并为一。而南江源小，不足亢江，故《经》但言中江，而不及南。江、汉合流以后，荆人之称之者，不复目言江、汉，而以汉为北江，江为中江。《经》于其下流，悉其异名，以著土人之称谓有然者。“为”之为言，谓也。犹言“为汉”“为沧浪”“为济”“为荥”之云，初不谓江、汉之各自成川于会汇之后也。其言“入于海”者，江入海，而汉与之俱入也。渭、洛纪入河，而不重言入海，河不与渭、洛敌也。漾、沇既入江入河，而重言入海，汉、济与江、河敌也。江与汉敌，故江、汉各立“入海”之文，而汉微逊于江，其东下又江先而汉后，故于汉水又著“入江”之目。使不先言“入江”，则失江、汉合流之实。不各言“入海”，则大别以东，扬子之水，汉实居半，义不得全属之江也。《经》文为起错举之例，两言而并著之。犹济之业已入河，其溢为荥者，河、济合溢也，乃不欲使济为河掩，且屈河之支流以从济况江、汉之絜大争雄，并纪南国者乎！特彼则河有经流，故独系荥于济之下，而于河不再见。此则江全合汉，故必再著于“会汇”“入海”之文。《经》之体物立义，其精如此。读者草次不察，欲擅大别以东之水全归之江，而诬《经》为衍文，然则《春秋》之会盟同地，而再言葵邱、首止，《诗》之“七月流火”，而一篇三及者，其又何以通之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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