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稗疏·衡漳、九河、恒卫、大陆、碣石

衡漳、九河、恒卫、大陆、碣石

　　自周定王时，河徙砱砾，失禹故道，至汉夺漯水以南，自今利津县入海，其一枝夺济，南流入淮，而禹河故道，议者以无稽而争讼。乃考之于《经》文，参之以地势，则当禹之时，大河固夺漳水以流也，大河之东，自出河阴，入于沙衍之墟，土弱形夷，既无高岸以束之，其上流所迁，差以寻尺，则下流浸相悬远。而所趋之地必就低下，他水之流，先有川焉，是自然一定之低下，必见夺而与俱流者也。故或北或南，俱夺他水之流以入于海。而水所不流，故为崖岸，则必其高焉者，势不得舍其低下旧通之径，横激而上越陵阜，以复求低下于他所。故汉初夺漯而与俱行，其后夺济而与俱行，又其后夺淮而与俱行，宋夺大清河而与俱行，元夺会通河而与俱行，今则全注徐州，南夺淮而与俱行。自非溪涧小水，必不冒之以过，他水自纵而河自横也。禹河故道，既得漳水夺与俱行，必不能溢于漳北，明矣。凡大山大泽之势，高下之形，以山水为准。去山近，则其高也迤逦渐下，以至于川。去水近，则其下也迤逦渐高，以至于山。必无有山焉崛起污下而忽高之理。北条之山，沿大行而北而井陉，又北而恒山，又北而紫荆，又东北而居庸，东而天寿，又东而古北，又东而密云、遵化，又东而山海关，则《经》所谓“恒山至于碣石”者也。而凡此诸山之趾，必无忽然遽下之理。则保定以东，放于蓟州、永平之南境，皆山之趾，而高于大名、广、顺、深、冀、河间者也。漳水之流，东北经浚县，故《经》云“至于大伾”，又北过广平县，又东北过威县，又东过南宫县，又东北过冀州南，故《水经》云：“北过堂县、扶柳，东北过信都。”而蔡氏所引“古洚渎自唐贝州经城北入南宫，贯穿信都”，亦显与漳合，故《经》云“北过洚水”。而所谓大陆者，自当在景州、交河之境，固不当谓即巨鹿，亦不可谓在西山之麓也。浊漳水自清河、故城、景州，至交河而与清漳水合。自此而北，则天津、静海之南，其为九河之故道无疑矣。

　　禹之导河，自洛汭北流，经怀、孟、阳武，东至浚，又东北至内黄、魏县，得漳而夺与俱流。其合漳也，不于临漳，既以彰德地形，因林虑之余高为之阻隔，则程氏以孟康所云王莽河为禹河者，既不察于邺城高下之势。而既夺漳流以后，恒水自深州东来，与清漳合流而下，卫水自灵寿县与滹沱合流而下，至于交河，二水又合乎浊漳而与河俱行，故《经》云“恒、卫既从”，从者，河水在南，东北流，恒、卫在北，亦东北流，施道同行，至交河而随之以下也。河夺漳流，与至交河，则去海近矣。去海已近，地形必极乎下，故于此而东北播为九河，以达于海，此自然之势也。

　　天津之南，盐山、无棣、沾化、利津，九河之委流也。东光则有胡苏，沧州则有徒骇，乐陵则有鬲津，海丰则有马颊，渐次分疏，而非如指掌之平列。故许商云：“自南以北，相去二百里。”李垂云：“在平原而北。”赵称云：“自冀抵沧、棣，始播为九河。”盖其去天津密迩，河益大，地益平，非漳流之能胜，故因上流既治之后，推洗坌下，任其支分，而洪水略定，沙渚渐出，高者岸而下者河。已成九道，则下者阔之，高者培之，行所无事，而河已安流入海矣。

　　古迹俱存，众论固定。程氏无端矫立之说，而朱、蔡因之，以为九河在碣石入海，则当自交河而北，舍近下之径，逆挽而又北之，不然，则当自冀州而掘高坚之土，挽河而悬载之于保定，绝呕夷、桑乾、直沽、滦水、潢水，过乐亭，榆关，而以达于碣石。吾不知河之越此呕夷、桑乾、沽、滦、潢之五大水者，何以不随五水东下，而能凌空飞度以北也？且所经之地，皆滨海卤舄之土，禹何能遏之而使不通？如其筑海岸数百里之地，斸山麓数百仞之渎，塞五水入海之道，尽挽而北之，则河之为害，远之惟恐不速，乃业已近海，而又勒之以殃五百里之人民，即至愚者不为，而况神禹！矧筑海岸，塞大水，掘山麓，即役使鬼工，演幻术，而亦万无可成之理也哉！诸儒不察，乃信新莽佞臣王横之言，以尽反古今之成论，非予之所知也，且横之言曰：“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渐没九河之地。”今据北海曲岸之形势，自蒲台而东至于长芦，北抵直沽，则岸曲向东，历马城、乐亭、至山海关，而益以东矣。山海之东，北连宁、锦，陆地数千里，去海逾远。使九河而在碣石，必东南风吹簸登、莱以北之海水，溢于西北，而后九河以没。今云东北风海水西南溢，则碣石之水且随风南去，而沙汀以出，其受溢而渐没者，必天津以南之海岸可知已。是横固无以证九河之在碣石。其从而附会者，郦道元之过也。况乎当横之时，韩牧已知九河之有迹而未尝没乎？若《经》所云“夹右碣石入于河”者，以纪岛夷之贡道所经过之地，文从其略，言岛夷自北而来，夹碣石以渡大洋，达于天津，而后入于河也。碣石去河虽远，要可约略纪之。如扬州言“沿江、海，达淮、泗”，江、淮入海异道，不妨捷言之也。且所云岛夷者，辽水之东海、盖、金、复之地，欲至于天津，故径碣石。假令河水在永平之境，则径当从弓弦山渡洋为近，不必更绕碣石之左矣。《经》云“至于碣石”，本以纪山，而非以纪河也明甚。山自有山之条理，水则以下为趋。惟壶口、雷首、底柱，山夹河行，出山以后，河自南而山自北。河南而东，至天津之南。山北而东，至永平之北。河云“入于海”者，流之合也。山云“入于海”者，支之尽也。安得概以为一哉！

　　《经》言“导水”，不言“载水”。《孟子》言“水由地中行”，不言“水由侧山行”。故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也”。今乃云“载之高地”，又云“穿西山之趾”，则明异《经》文，而大背乎《孟子》之说。为此言者，不过见江南田野有壅水而载之山趾，以为堰灌田，而妄意河之亦可如此。不知禹将全堰大河之水，使过冀之北土，其亦如塞堰者收灌溉之利乎？且堰能分溪流，而不能回全溪以他往，况大河之莽莽者哉！西山之趾，其高过于魏、博、沧、瀛者，不知其几许。如必欲挽河使北，不知当掘最高之地深至几百仞，而后河流可通，计非八年之所能竟。且为此言者，使行冀北永平之地，求其故渠，将何所指以为是？岂禹运神力以开之，后复有神力以堙之者邪？且使禹不揣而掘山以载水使北矣，乃其在大伾之野，水有自然之低下之道其怒，即可保其穿山以后之束于岸而不溃。而当初北之地，虽横筑数十丈之堤，亦不足以当下流不快，上流日增之势，崩溃漂流，千里鱼鳖，惨哉！其背天常，　彝伦而圮族于无穷，曾谓禹之不仁不智，乃至此乎？

　　《经》纪九河，在兖而不在冀，而与“雷夏既泽”之文相连。若碣石，则固系之冀矣。是河之入海，终始于兖，禹之不移兖害于冀也，亦以徒移害冀而终不能分兖之灾也。如云禹因河画州，天津、静海、顺天、永平之南境，皆为兖土，则又何以纪兖之贡道但及济、漯，而不纪滦、潢、直沽、桑乾、呕夷之五水也？以此考之，言禹载河于高地者，无一而可。乃宋人之为此言者，则有故矣。熙、丰间，王安石倡为回河之邪说，吕大防踵其误以敝宋，而始终力主顺河自流之议者，惟苏氏兄弟也。洛、闽诸贤迁蜀党之怒，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乃欲诬禹以障水回川，逆天殃民之事，其所据为指证，若王横、郦道元之言，皆安石之所尸祝者也。使然，则吴安持之功不在禹下矣。藉令诸君子能公心宅物，不以人废言，而一存苏氏之说，则岂有此蔽哉？若南渡诸儒，画江以居，而不识兖、冀之事，又其偏信之病所自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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