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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宗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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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於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蒞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久矣。 國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於未變之前，不極其數；持之於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張大弛，相乘以勝，則國乃速敝。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勢且求張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以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五十萬於契丹，而俯首自名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繒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執大臣、侍從臺諫、胥在廷在野、賓賓嘖嘖以爭辯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騺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恐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嚮汴、雒，其不為石重貴者，何恃哉？於是而神宗若處栫棘之臺，衋然不容已於傷心，奮起而思有以張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決裂之資。然而弗能昌言於眾，以啟勁敵之心，但曰「養兵備邊」，待廷臣之默喻。宰執大臣惡容不與其焦勞，而思所以善處之者乎？ 夫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敝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俗之說，言強國者，皆不出於聚財之計。太祖亦嘗為此言矣。飽不宿，則軍易潰；賞不重，則功不興；器仗、甲胄、牛馬、舟車、糗糒、芻稾、椎牛釃酒，不庀不腆，則進不速而守不固。夫孰謂其不然者，要豈有國者之憂哉？漢高起於亭長，無儋石之儲，秦據六國之資，斂九州之賦於關中，而不能與爭一戰之生死，且以為興亡之大數，置勿論也。劉裕承桓玄播亂、盧循內訌之餘，以三吳一隅之物力，俘姚泓，縛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視其去來，而莫之敢較。唐積長安之金帛米粟，安祿山擁之，而肅宗以朔方斥鹵之鄉，崛起東向，驅之速遁。德宗匹馬而入梁州磽確之土，困朱泚而誅夷之。則不待積財已豐，然後可強兵而挫寇，亦較然矣。 若夫仁宗之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識與？正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財，西北之事，無不可為也。仁宗之休養四十年，正留有餘、聽之人心、以待後起之用。而國家所以屈於小醜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誰恃而可也？綏、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誰恃而可也？守先皇之成憲，而益之殷憂，待之十年，而二虜已在吾指掌。」則神宗不言之隱，早授以宅心定志之弘圖，而戢其求盈無已之妄；安石揣摩雖工，惡能攻無瑕之玉哉？ 夫宋之所以財窮於薦賄，國危於坐困者，無他，無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河北之守，自畢士安撤備以後，置之若遺。西事一興，韓、范二公小為補葺，輒貢「心膽寒裂」之謠，張皇自炫。二公雖可分閫，固不能出張子房、李長源之上。藉使子房執桴鼓以敵秦、項，長源佩櫜鞬以決安、史，勢固不能。而其為彭、韓、李、郭者何人？宋固不謀也。懷黃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豈無可恃之才哉？使韓、岳、劉、吳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閒，無以自振；黃天蕩、朱仙鎮、藕塘、和尚原之績，豈獲一展其赳雄邪？唯不知此，而早以財匱自沮，乃奪窮民之銖累，止以供無益之狼戾，而畜其所餘，以待徽宗之奢縱。若其所恃以挑敵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憲已耳。以兵為戲，而以財為彈鵲之珠。當國大臣，無能以定命之訏謨，為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為之志，宜神宗之厭薄已亟，固必曰：「贊仁宗四十餘年養癰之患者，皆此儔也。」言之徒長，祗益其驕而已。 嗚呼！宋自神宗而事已難為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張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漸張之，猶可為也，過此而愈難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進富公與謀，而無以對也。宋之日敝以即於亡也，可於此而決之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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