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稗疏·时迈、执竞、思文

时迈、执竞、思文

　　郑氏周礼注以此三诗为肆夏、昭夏、纳夏之乐章，其说与韦昭国语注及吕叔玉之论合，而集传取之。今按：九夏皆金奏之乐，故周礼以钟师掌之，而歌工不与其事。左传“叔孙豹如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金奏、工歌既分别而不相并，郑氏乃云“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殊为不审。杜子春曰：“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宾来奏纳夏。”叔孙穆子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今观时迈一章，何与于尸？执竞、思文，何与于迎牲与接宾合此三诗，抑于享元侯之义无取，而以后稷配天之歌延四方之宾，尤为不伦。且尸、宾与牲方出方入，非献酬之际，但可以金奏节其威仪，浸令配以歌诗，亦孰与听之？故燕饮必毕坐行酬而后弦歌乃奏，以写心而合欢，未有于出入闲乱以歌声者，故知吕叔玉之说附会而失实也。倘以“肆于时夏”与“陈常于时夏”两“夏”字为据，则尤迂谬。“时夏”之“夏”，毛传曰“大也”，《集传》曰“中国也。”而九夏之“夏”，则金奏之声合于夏舞而得名也。

　　榖梁传曰：“舞夏，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范宁曰：“夏，大也。大谓大雉。大雉，翟雉也。”周礼天官之属有夏采，注曰：“夏采，夏翟五采。”则乐以夏名者，盖即禹贡夏翟之夏。金奏以配舞得名，故亦曰夏。盖舞可配金奏，而不可配歌。舞以配歌，则且以舞，且以歌，而歌气不属也。金奏亦可配舞，而不可配歌，金奏以配歌，则噌吰鏦铮之响，能夺歌而使之瘖也。内则：“二十舞大夏。”郑注云：“《大夏》，乐之文武备者也。”然文羽武干，羽谓之夏，干谓之万，郑氏亦误。而夏要为乐舞之名，则康成亦知其非时夏之夏矣。

　　金奏以合舞节，而谓之夏。而燕礼“宾及庭，奏肆夏”，大射礼“宾降，奏陔，公入骜。”（陔、骜皆九夏之名）皆无舞者。则以此九夏之节，自舞而来，不必配舞而亦可独奏。犹燕礼“若舞则勺”亦独具勺舞，不必继以于烁之诗也。金奏者，以钟鑮播之，鼓磬譍之。大射礼“乐人宿县于阼阶之东，西阶之西”，而歌工之席，则在西阶上少东，其位既远而不相比，歌工不能越位以就县，舞者不能升堂以应歌，且工之始升即席，即奏肆夏，告旨礼成而乐阕，酢酬礼毕，而后歌工入焉。则方奏肆夏之时，歌工未入，谁与歌此三诗以合乐乎？其终也，歌工与旅酬之礼，而钟人则受宾赐之脯于门内溜，是掌金奏者之与歌工，贵贱礼殊，终不得而合矣。如谓以金鼓写诗章之音旨，则钟鑮之声余韵，因其弇侈为一定之响，不可以意为敛纵，非若笙管之激扬，因乎人气之嘘吸，能令合《新宫》等谱也。

　　特以其轻重疾徐譍舞节之起伏旋折为九夏之别，而必不可以言语文字为之句段。故车之和鸾，行之佩玉，皆可以肆夏为节，则其抑抗之间，不过数声而已矣。至汉乐府，始以歌声配铙鼓，既与古乐不合，而其音多高抗，而近乎北鄙杀伐之音。且朱鹭等曲，间以“几令吾”云云，亦止可以吹写之，如今笛谱留丢之类，而必不可以金写。今此堂下金奏之县，虽亦有簜，而金革满县，钟、鑮、磬、鼓、鼙、鼗之喤喤，岂一孤簜能曲折以传时迈三章之音节乎？使其能然，亦当谓之簜奏，而不谓之金奏矣。

　　鼔鼙之音，较之金声，犹可为之节。然投壶鼔鼙之谱，止于方圆全半之节，而不可以驺虞、狸首诸诗合之。况金声之訇谼，始洪而终细，一听其自鸣自止，而人莫能制者哉！故周礼“登歌击拊，下管奏朄”，俱无金奏，郑司农以为“贵人声”者是已。乐既崩坏，九夏之谱不传，叔玉、韦昭妄以诗章系之，而偶有“时夏”之文，适以资其穿凿。不知“时夏”之夏与“夏翟”之“夏”径庭不合，自不劳辨而自明。况九夏之乐，制自周公，集传抑以执竞为昭王以后之诗，然则当昭王以前，执竞未作，《九夏》缺一而无《昭夏》乎？《集传》曲徇郑说，亦且自相背戾矣。金奏者，犹今之鼓吹也；诗歌者，犹今之歌曲也。古今雅俗不同，而声音之洪纎曲直必不可合则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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