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世论·宣公十论七

宣公十论七

　　势之所积，必有所循，其始常轻，其后常重。轻而得之者，无心之获也。无心之获，歆动为易，易于歆动，而心恒注之，则重积矣。重以积，重而委所重以从，其本且仆，其末益茂，势之积也，固然也。

　　灭舒、蓼，而楚有事于东夷，犹楚志也；灭萧，而楚有事于淮、泗，非楚志也。灭萧者姑以逼宋，且未能有而授之宋矣。乃其后终楚之世，卒不能得寸壤于宋，而但得之萧以东。始之加兵于萧者，偶然耳。入萧地，俘萧人，山川之险易，民俗之坚脆，地利之丰肥，日浸润于楚，君臣之肾肠，无容自已而不已焉。自是以灭徐，自是以灭邾，自是以灭鲁，皆循此矣。

　　夫芈旅君臣，亦岂重在萧，而期其后之然哉？率然而加之兵，欻然而灭其国，臣民子孙已浮动其心于淮、泗而莫之抑，所必然也。徐灭而鄢郢与淮、泗之势均，鲁灭而淮、泗之势重于鄢郢。移重于淮、泗，则委鄢郢以从淮、泗。是故丹阳不保而保寿春，枝益茂，本遂仆矣。

　　赵委常山以窥代，而赵终于代；吴委荆州以固建业，而吴终于建业。善委者犹待之百年，而杨广歆平陈之利，早弃故国以忘于江都。夫无心之获，乍利其腴以寄命。其亡也，如枯木之春蘖，津液奔注于此以速绝。金人之焰，熸于汝宁，夫岂复有余种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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