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家说·桓公十四论十一

桓公十四论十一

　　《春秋》之记纪事，为词也悉，所以悯纪也。纪之求免于亡，其道尽矣。齐以九世之仇为名，而所挟者取威辟土之心，以远交郑而近攻纪，将内自广而外求诸侯，则虽以太王当之而亦莫之免。

　　春秋之诸侯，安其危而益取幸焉，未有能并命尽力以忧其亡者，而纪能忧之。即或忧其亡，而亦旁睨强大，妄布腹心，舍虎就狼，以幸旦夕之安，未有归宗国，请王命，恃大正以敌强暴，而纪复能之。王不可恃，不得已而战，战而犹足一胜也，则其上下之同力，亦可知已。战不可继，抑又不得已而与之讲，周旋万一，垂亡而犹存者且二十余年，非齐力之有待也，纪之祈天而请命者力未竭也。不幸而居强齐之左右，不幸而当齐之将西事中国，以先取益于东。尤不幸而为之天子者，桓王也；不幸而为东州之望国者，鲁轨也；抑不幸而居间以司离合者，狙诈之郑也。纪之不亡何有哉！

　　《春秋》之义，上告天子，而纪已告矣；下诉方伯，而纪已诉矣；效死以战，而纪已胜矣；不得已而纳成，而纪已请盟矣。纪之可为者止此矣。若曰鲁桓者非所主也，则纪又将谁主邪？以名义言，天子且不能庇其婚姻矣，桓即不篡，而齐亦何惮？以势力言，鲁固非齐敌矣。抑将西走秦、晋，而秦、晋固不我恤；南走吴、楚，而吴、楚或应之，则又蔡之于吴也，许之于楚也，刘琨之于段氏，石晋之于契丹，赵宋之于女真、蒙古也，所谓舍虎就狼以自毙者也。安得起质成之文王、旬宣之方召于泉下而与归哉？“四国有王，郇伯劳之。”诗人之所为悲思也。

　　《春秋》详纪事于始，《诗》录曹郐于终，“有同愍焉。”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圣人之情见矣。区区以成败之已事责纪者，吾抑不知其何以为纪侯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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