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稗疏·用田赋

用田赋

　　田赋之说，诸家各异，要当以《经》文为正。《国语》所载孔子之言，“田出禾刍米不过是”，正与经合。“用田”者，言不用户口也；“赋”者，赋之为兵也。《传》曰：“悉索敝赋。”孔子曰：“可使治其赋。”皆谓兵也。杜氏以为赋其马牛，何氏以为敛取其财物，自不如陈君举益兵之说为当。盖兵车之马牛，自官所畜牧，非取之民，于《周礼》可考其大略。《武成》言“放牛于桃林，归马于华山”，不言远之民间。卫文公季年三百乘，乃有騋牝三千。《鲁颂》侈言在垌之马自足给兵车之用。公家所养，不待求于民也。至谓一成之田出长毂一乘，尤为不典。兵车制极精好，非民间所能为。《考工记·车人》、《轮人》之法，极详极慎，非国工不能，自司空之属官司典造，使责之朴吝之农民，则折辕毁轮，为敌擒耳。其言商贾出之者，亦非。商贾集于津要之地，假令方百里之国，地僻非货贿所通，区区一二贩夫而供能一国之兵车牛马乎？或商贾之税入于泉府者，储以资修治之需，非全倚之以求盈也。杜氏又谓家财之外又征其田，则是加赋，而不可谓之用田。用田者，言舍其所宜用之夫家，而用其所不宜用也。今世有所谓随粮带丁之乱政，与此略同，特其所赋者使为兵，尤加虐耳。周制虽寓兵于农，然当定彻法之初，略用井里为夫家之率，虽云百亩而一夫，乃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别，则抑或三百亩而一夫，且无职事者其夫家之赋自若。迨其后遵用一定之户籍，时有登耗，皆以丁口之众寡为准，大约不出于定额之上下。盖田止供粟，而人以赋兵。至于春秋之世，莱田渐垦成熟，且有山麓水涘新辟之壤，田溢于夫家之旧额者多矣。宣公税亩，已无不税之田，而兵制未改。成公作邱甲，兵渐增，而犹据画井之邱甸，旧籍之夫家以为率。至于此，则用田亩起赋，不问人之众寡，但有田若干亩而即赋一兵。其赋之多少虽无可考，要之尽废夫家之籍，唯田是役，商贾游民坐食而无征戍之苦。唯然，民固以田为大害，必且弃先畴为游惰，以祈免乎锋镝。此苟简之政，厉农之尤酷者，而乱国邪臣藉口以为无游移无规避之良法者也。故曰“用田赋”，置夫家于不用之谓也。然则所谓“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为成，出长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者，以甸成定兵制而不论夫家，且兵赋之数如此其繁重，盖好战乐杀之士为此说，而托为《司马法》以殃民，非周先王之制为然也。三代兵制无可考，以鲁言之，方五百里为田二十五万井，而《诗》曰“公徒三万。”大国三军，其数止于三万七千五百。要皆以户口之版籍，酌用其丁壮，而必不以田为率明矣。汉以下儒者释《经》，多承战国之邪说，诬为先王之典。若周制，则孟子时已去其籍，又经秦火之后，尤无足征。惟据《经》文以求本义，尚不致以辩言乱政毒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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