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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造成群力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诸君:

  这次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今日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奋斗的方法要注重宣传,不要注重军事呢?

  大家知道我们革命的方法,自推倒满清以后,都是注重军事,以前是注重宣传。这个原因,是在后来组织军队的机会比从前多。说起功效来,是那一样大呢?自然是宣传奋斗的效力大,军事奋斗的效力小。譬如就武昌起义说,表面上虽然是军事奋斗的成功,但当时在武昌的军队是清朝训练的,不是本党训练的,因为没有起义之先,他们受过了我们的宣传,明白了我们的主义,才为主义去革命。所以这种成功,完全是由于宣传奋斗的成功。假若武昌的军队毫没有受过宣传,不明白革命的道理,专由本党另外起一支兵,打那一些清兵,想把他们尽数消灭,他们一定拼命来和我们反抗,那么,我们的革命恐未必能够成功。或者我们有了一支兵,对于我们的兵士绝不注重宣传,兵士丝毫不知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拿这一种军队来和清兵奋斗,那么,胜负之数也未可必。至于武昌起义当时能够达到目的的道理,完全是由于满清军队的自动,一经发起,便马到成功。那些清兵有自动力的根本原因,全是由于我们宣传的效果;他们受了宣传,都赞成我们的主义,所以便不来和我们反抗。像这样用敌人的军队来做我们的事业,所收的效果,该是何等大呢!自清朝推倒了以后,我们便以为军事得胜,不必注重宣传,甚至有把宣传看做是无关紧要的事。所以弄到全国没有是非,引起军阀的专横,这是我们不能不负责任的。现在我们要再图进步,希望我们的革命主义完全成功,便要恢复武昌起义以前的革命方法,注重宣传。所以这次改组以后,便要请大家向宣传一方面去奋斗。

  我们用已往的历史来证明,世界上的文明进步,多半是由于宣传。譬如中国的文化自何而来呢?完全是由于宣传。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他删诗书,作《春秋》,是为什么事呢?是注重后世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工夫。再像佛教,自印度流行到亚洲全部,信仰的人数比那一种教都要多些呢,都是由于释迦牟尼善于宣传的效果。再像耶稣教,从前自欧洲传到美洲,近代传到亚洲,流行于中国,世界上到处都有他们的教堂。这样普遍的道理,也是由于耶稣教徒善于宣传。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因为这个原因,传教的人往往为本教奋斗,牺牲生命亦所不辞。所以宗教的势力,比政治的势力还要更大。

  我们国民党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国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是为眼前肉体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讲到眼前的肉体,自然有凭有据。那么宗教徒宣传空虚的道理,尚可收到无量的效果;我们政党宣传有可凭据的道理,还怕不能成功吗!

  要政治上切实的道理实行出来,统共有两种方法:(一)是用武力压逼群众,强迫去行——中国古时政治变更大多数都是用这种方法。(二)是靠宣传,使人心悦诚服,情愿奉令去行——这种方法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中国实行改革政治的人,最大的毛病都是自私自利,许多英雄豪杰都想要做皇帝。从前创成独裁制,不专用武力的,只有汤武革命。他们始初用七十里和百里的地盘做根本,造成良政府,让全国人都佩服。所以后来用兵,一经发动,便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全国人都是很欢迎的,不专用兵力便统一中国。他们当初要造成良政府,让人佩服的事业,便是注重宣传。后来全国人欢迎,不和他们反抗,便是因为受过了宣传。所以当时中国人民,便享几百年幸福。后人都说他们的革命,是“顺乎天应乎人”。到了现在,人类的政治思想极发达,民权的学说极普遍,更不可专用兵力。必要人人心说诚服,都欢迎我们的主义,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我们国民党这几年用武力的奋斗太多,宣传的奋斗太少。此次改组,注重宣传的奋斗,便是挽救从前的弊端。

  诸君担负宣传的任务,应该有恒心,不可虎头蛇尾,今日热心奋斗,明日便心灰意冷。因为要人心说诚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动能够收效果的。必要把我们的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那才算是有效果。我们要能够收到这种效果,便非请诸君对于宣传做继续的工夫不可。如果不能继续做去,便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假若真明白了革命道理,便有恒心。因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达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至中途废止。我们一定要达到这种目的,那就是我们的志气。

  无论什么人做事,都有一种志气。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用这一句话对个人说,大概在市井之上熙熙攘攘、往来不绝的人,都是志在发财。他们究竟能不能够得志呢?有的能够做富翁,是得志的。但是这种志气过于自私自利,和别人的利害相冲突,便容易被人消灭,所以大多数的人,都是不能得志。有一种志气,是大家公共的志,众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谓“众志成城”。像革命党从前想推翻满清,到后来果然建设民国,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

  就推翻满清而论,从前太平天国也有这种志愿,当时何以不成功,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洪秀全自广西金田村起义,打过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他们的革命本来可以成功的。因为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出来破坏,所以失败。满清因为能够利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所以他们的天下还能够维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汉人,洪秀全也是汉人。洪秀全所反对的本是满人,不是汉人。但是当时汉人知道要反对满人的很少,所以汉人便自相残杀,弄到结果,满人坐收渔人之利。自明朝汉人亡国之后,排满的举动不知道有多少次,失败的原因,都是汉人自相反对。如果汉人不反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辛亥年武昌起义,全国战事不过两三个月,便大功告成;太平天国打了十几年仗,还是不能成功。当中的原因,全是由于汉人自己维持不维持。辛亥年汉人知道自相维持,所以满清的江山一推便倒;太平天国时汉人不知道自相维持,所以终洪秀全之身,总是推满清不倒。汉人知不知道自相维持的道理,是由于全国汉人明白不明白满汉的界限。辛亥年全国汉人明白了满汉的界限,所以武昌的汉人一经起义,便没汉人再来反对汉人,去维持满人的天下。国人明白不明白满汉的界限,是由于主持革命的人有没有普遍的宣传。当辛亥年武昌没有起义之先,我们革命党老早发明了民族主义,一般有思想的人都拿这种主义对全国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大众一心,向前奋斗。弄到后来,人人都知道要光复汉族,非排去满人不可。故武昌起义之后,便没有汉人再去帮助满人。满人没有汉人的帮助,他们的江山怎样能够保守呢!

  像辛亥年汉人排满,这种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群力”。这种群力是很大的。因为中国的大事业太大,要用四万万人的力才容易做成功,不是一两个人的力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一两个人的力有限。譬如一个人可出力一百斤,搬运货物到十里路远,每日可搬运十次。那么,用十个人的力,每日可以搬运一千斤;用一百人的力,每日便可以搬运一万斤。如果用四万万人,一日可以搬运多少斤呢?四万万人在一百日内,又可以搬运多少斤呢?因为没有四万万人可以同时搬运货物的事实,所以这种群力是怎么样伟大,诸君还不易明白。我们可用动物的群力来证明一证明。

  各种动物用力,可分作两种:一种是用孤力的。像一虎在山,群兽空谷。虎是不能合群的,他所用的力是孤力。他项走兽,如狮如豹都是一样。一种是用群力的。动物中天性最合群的是蚂蚁,他们合居的有时可到几千万。蜜蜂合居的也是极多,并且很有条理,他们住在一窝之中,都是分职任事:有做窝的,有觅食的,有采花的,有看门的,有酿蜜的;并有做首领的,叫做蜂王。好像国家一样,有行政、立法、司法种种人员,毫不紊乱。做起事来,既不侵越权限,又能够互相帮助。至于蚂蚁所用的群力,更容易看出。譬如我们在郊外步行,遇到风雨的时候,常见无数蚂蚁,用泥做成一条极长的隧道,以遮风雨而便出入。如果那样的工作是一个蚂蚁去做,那么,他用极微的力,搬运极微的泥尘,要做成一条长隧道,应该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成功呢?但是用无数的蚂蚁都去搬运泥尘,同力合作,积少成多,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做成很长的隧道。

  人的天性和动物的天性不同,多数人能合群,但是群性的程度不及蜜蜂和蚂蚁。譬如许多蜜蜂同住一处,他们在一群之中,各司其事,彼此对于职务不互相侵犯,亦不互相规避,总是各尽各的职务,始终去做。好像守门的蜂,尾上藏有蜂虿,知道他的职务是保护全群安全的,如果遇到强暴来侵犯同群的安全,他便用尾刺激,拼命抵抗,就是牺牲生命也是不辞。这种奋斗精神,真是视死如归。这种视死如归的特长,不是教成的,是他生成自然而然的,可以说是天性。人便没有这种天性。像当兵的人,必要受过了许久的教练,然后才能应战;到了临阵的时候,还有计及生死利害,违反他的职守的。近来文明国的兵士,虽有死守职守、不计利害的,但是他们的天性纯厚还是不及蜜蜂。至于中国的兵士,更是比不上。俗话常说:“好铁不打钉,好子不当兵。”要他们成好兵士,必须经过许久的教训,才勉强有用。如果说到忠心一层,和蜜蜂比较,更是差得远。蜜蜂赋有天生合群的性质,一群之中,各司其事,不必加以训练,是自然而然的。人亦赋有多少天生合群的性质,但须加以训练,然后合群的性质才有进步;进步到极点,还是不及蜜蜂。蜜蜂实行天赋的特性,勇往向前,毫无顾虑。人便每每因后天的训练没有娴熟,容易丧失先天的特性。因为这个原故,人类中常发生许多弑父贼子,自相残杀。蚂蚁和蜜蜂之中,便没有这种现象。

  我们要求中国进步,造成一个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非用群力不可。要用群力,便要合群策群力,大家去奋斗。不可依赖一人一部分、用孤力去做。用孤力做去,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民国成立以后,生出了袁世凯、赵秉钧那一般官僚来。那般官僚在满清的时候本来是很听话的,初到民国来也是忠于共和,奉命维谨,不敢犯法。到了后来犯法,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推倒满清之后,成立民国,那般旧官僚还不知道民国是什么东西;人民又不知道怎样做主人,去监督他们。而在专制的时候,有皇帝做主人,可以管理他们。他们怕皇帝的威权,革他们的官,所以他们便甘伏于奴隶之下。到了民国,人民本是主人,应该有权可以监督他们的,但是初次脱去奴隶的地位,忽然升到主人的地位,还不知道怎么样做主人的方法,实行民权。所以他们便目无主人,胡行乱为。革命成功,创造民国,原是先觉先知奋斗出来的,普通人民还不知其所以然。当民国初成立的时候,他们还怕那般先觉先知来干涉,有时候还是不敢乱为。到了后来,官僚和军阀连成一气,他们便更有胆量来把持政权,违法乱纪,无所不为。不是袁世凯做皇帝,张勋复辟,便是曹锟拿钱买总统做,用武力反叛民国。所以弄到今天,不是人民的国家,完全是官僚和军阀的国家。人民的天性,本来没有蜜蜂和蚂蚁的天生长处,所以能够变好的原因,多半由于学习。普通人要学习,便是因为不知。先觉先知的人要他们知,便应该去教,教便是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久而久之,便可传到四万万。如果四万万人都明白了我们的主义,他们便欢迎我们去建设中华民国。要做到这样的伟大事业,只有本党才有这个力量。因为本党是有主义的,别党没有主义,所以他们便做不到。

  造成一个国家,是从何而起呢?何为国家呢?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世界上现在何以多是民国呢?从前何以都成帝国呢?因为人民的政治思想,各有不同。改革国家,并不是要把所有的江山都要改变。好像改革广东一样,并不是要把白云山搬到河南【河南,指广州在珠江南岸的市区】,把东江、西江、北江都要改变河道的方向。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国家有了新基础,那么好像做新屋一样,只要屋基筑成,以后做墙上梁,还有什么大困难呢!

  本党的三民主义,便是无形中改造人民思想的。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的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的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项主义的意思,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这三项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个字包括起来。五权宪法是根据于三民主义的思想,用来组织国家的。好像一个蜂窝一样,全窝内的觅食、采花、看门等任务,都要所有的蜜蜂分别担任,各司其事。总而言之,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都是建国的方略。建设一个国家,好像是做成一个蜂窝,在窝内的蜜蜂,不许有损人利己的事,必要井井有条,彼此毫无冲突。我们将来的国家,做到了民有、民治、民享,便是世界上最安乐的国家;在此国家之内的人民,便是世界上最安乐的人民。

  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是现在广东少数的国民党员可以做得成功的。必要应用群力,请全国人都同心协力去做,那才容易成功。要全国人都同我们去做,便要他们明白我们做事的主义。如果不然,他们不但不同我们去做,并且还要反对我们。像做外国人的奴隶,本来没有人甘心情愿的。但是从前的汉人,不知道做中国皇帝的是从外国来的满人,所以曾国藩、左宗棠那一般汉人,便情愿去做满人的奴隶,来反对汉人。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只知道忠君大义,清朝深仁厚泽,他们是不能反对的。不知道有满汉的界限、民族的思想,不知道满人来做汉人的皇帝,是不能不反对的。所以他们一生做外国人的奴隶,反以为荣耀。到了辛亥年,全国汉人思想便和从前大不相同,所以武昌革命一经发起,便全国响应。我们见到此地,所以从事革命,便要宣传我们何以要革命的主义。

  从前宣传民族主义,推翻满清,很有功效。我们现在从事宣传,必要把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同民族主义一样的注重。不过从前宣传民族主义的时候,有汉人同满人的比较,很容易教人明白;现在宣传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难找到一个简单的比较,很不容易教人明白。因为环境可以束缚人的。譬如老监犯,在牢内住了十几年,如果一时把他放到外边,教他回去,他仍然是回到老监牢。因为他在监牢住久了,习惯成自然。如果回到监牢内去,便觉得很自然;若是到别的地方,便觉得不自然。再者,大家都知道美国最著名的南北战争,是由于黑奴制。当时美国南方有几百万黑奴,北方是工商业的省份,南方是农业的省份,因为有了许多黑奴,便可以替他们去耕种。战争的原因,是北方主张人道主义,要求人人平等,不可有奴隶的制度,想用政府筹一大宗款去赎那些黑奴;南方主张人民有财产保护权,黑奴是他们的财产,政府不能干涉,反对北方的主张。因为这项争端,便发生南北之战。后来北方胜利,南方失败,实行放奴,让那几百万黑人自由。那些黑奴初放出之后,便一时无所措手足,觉得诸事都不方便。以为自己从前做奴隶的时候,所有的衣食住,都有主人办到非常完备,那个时候的生活是很安乐的。一旦脱离了主人,自己便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谋衣食住,一时的生活便觉得痛苦。诸君都知道美国有两个大伟人,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林肯。林肯之所以出名,是由于放黑奴。黑奴到现在才知道要感谢他,但当初放出来的时候,不但不感谢他,并且还要谩骂他。当时有许多黑奴常痛驾林肯说:“我们从前是很安乐的,为什么他要来害我们呢?”我们革命党推翻满清,把人民由奴隶的地位超度到主人的地位;现在做了主人,不但不来感激,因为暂受目前的痛苦,反要来谩骂。常有人说:“我们从前是很安乐的,自革命之后,国乱民穷,要有真命天子出世,或者清朝复辟才好,民国真是没有用呵!”试问从前的人见了官要打屁股,现在不受这种刑罚,只就这一件事说来,民国到底是好不好呢?我们要人明白民国的好处,必要用普遍的宣传去感化人,万不可专用兵力去压制人。如果专用兵力,就是一时成功,还不能根本改革人的思想,变更人的习惯。好像现在陈炯明的军队投北,陆荣廷的军队也投北,他们为什么要投北呢?因为他们的思想,以为北京从前出真命天子,那才是真的,民国是假的。再像民国六年陆荣廷到北京,还要去向宣统叩头。这种改不了的奴性,和美国的黑奴当初放出之后,一时还失不了奴性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要根本上改变他,便要想法子去感化他。感化就是宣传。

  大家担负这种任务,所用的方法必须临机应变。好像现在因为关余问题,外国人用兵船来示威,我们要和他们反抗,便要应用民族主义。要说明民族主义,是很容易的。说明民权主义,那要困难。至于要说明民生主义,那更困难。许多人从前只知道民族主义,现在才知道民权主义。讲到民生主义,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的。我们担任宣传的,自己先要明白他才好。如果不然,便是以盲导盲,都不知道是从那一条路走。

  从前革命没有成功以前,广东人有一句俗话,可以包括民生主义。这句话是欢迎民生主义的,很可以用来做群众宣传的材料。因为普遍的宣传,是要对极无知识的群众去演讲。普通人极欢迎的心理,是在什么地方呢?拿他们心理上极欢迎的话去演讲,便可感动许多人,不必费很大的力量,便可收很大的效果。这句话不是我们革命党说的,是普通人民自己造出来的。这是一句什么话呢?就是“革命成功,我们大家有平米吃”。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革命成功了,如果实行民生主义,国民真是有平米吃。现在的米比从前的还要贵,大家不要以为就是革命成功之后,实行了民生主义的效果。这个米贵的道理,是因工价抬高的原故。我们广东的工人,从前没有团体,近来因为知道了被东家压制,便组织种种工会,去反抗他们;遇到和东家冲突的时候,便罢工,要求加工价,减时间。这种方法是从外国传来的。外国的工人要求加工价,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发达,工厂极大,普通一个工厂,一年可以得几百万利息。像上海前几年的工厂,一百万资本,每年可以得两三百万利息。外国像这一样大的工厂,每年也可以得几十万利息。外国的工人因为生活太高,便结起团体来,和厂主商量,只许厂主赚若干,其馀都要分到工人。这项情形宣传到中国来,我们的工人,不管工业情形是怎么样,也是一样照行。不知道中国没有极大的工厂,只有做散工的劳动。他们还要求加工价,所以百物昂贵,米也随之而贵。这是我们革命党提倡人民自由的结果。要补救他,有什么方法呢?欧美补救的方法,在资本家一方面的,是工价加高,货价也抬高,这不是根本的解决;他们现在所想的根本解决,是社会革命。中国的工业还没有发达,罢工的事,在外国可行,在中国不可行。

  我们革命成功之后,要有平米吃,究竟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呢?外国人想做的方法,是工人同农民合作,不要商家做经纪、赚佣钱,便可省却许多消耗费。这件事是要大家去做,政府加以提倡,便容易成功。广州此刻米贵,最大原因是商家垄断,有中饱的弊端。要除去这项弊端,便要工人同农民合作。要工人和农民知道怎么样合作,便要去宣传这个道理。现在我们的工人,大多数都是有知识的,很容易宣传,难处是在要农民知道。米出于农民,原价一元直接可以买二十斤,间接向商家去买,用银一元只可买米十斤,中间被商家赚了一半。要米价平,便要工人同农民办一合作社,用工人所做的器具,交换农民所出的米,省去商家的中饱,那样米价便可以平。外国实行这种方法,最有成绩的是英俄两国,他们所办的合作社,大约有几千万人。我们如果仿照英俄两国的方法去行,便有平米吃,工人和农民也可以多得钱。要达到这种目的,必要有团体去行。要有团体,便要劝他们入党,入了党之后,才可以请师父来教。我们把这个方法怎么样去行,实行了以后做成一个什么国家,并不是难事。难处是由于不知,不是不能行,是由于不知道怎么样去行。孟子说:“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行也,是不能也;为长者折枝,非不能也,是不行也。”①我们如果彻底的知了,再又去行,那就是“为长者折枝”,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

  【①所引与原文有出入。原文是:“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见《孟子梁惠王上》)】

  我们想要造成一个有条理的国家,就是象蚁巢和蜂窝一样。蚂蚁和蜜蜂还有这种组织能力,人为什么没有这种能力呢?人为万物之灵,所有的知识,比较什么动物都要高一点,是应该有这项能力的。我们现在担任国事的人,把国家应该做的大事一概不理,只知道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为什么还不如蚂蚁蜜蜂呢?如果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只要去看蚁巢和蜂窝。古人说:“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之内,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们的责任。大家都是国民党员,应该担负这个责任,用宣传去奋斗。从前所以不能行的原故,是由于不知。蜜蜂和蚂蚁,本来也是不知,但是他们有天生的长处。不过他们的长处,各个的蚁与蜂只限于一件事,我们人类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譬如从前以为人总不能像鸟雀一样飞到天上,现在的坐在飞机中,直达云霄,是不是飞上天呢?飞上天都可以做得到,别事还不能做吗?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中国现在是最贫弱的国家。像葡萄牙那样小的国,尚且派兵船来示威。连葡萄牙那样小的国,我们还要怕他。讲到我们从前的时候,本来是很富强的,像唐朝,各国都派人来留学,万国来朝。日本从前是很贫弱的,也受过了像我们白鹅潭一样的大耻辱,到了近来才富强。所以能够富强的原因,是由于维新。如果我们立志要国家富强,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一时想不通,只要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去做,总是可以做得成的。像飞机,不是一次做成了便可以飞的,是经过了好几次的改良,才完全成功。不过首先要立一个志愿,照那个志愿去做,总是不改,将来的结果一定是有希望的。

  今天我希望国民党员的,是要诸君立志,于十年之内把中国变成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只要诸君有了志愿,方法是很多的。中国从前是富强的,英法现在是富强的,学一国富强的方法便够了。如果自己真没有方法,便可以请师父。像大沙头的那般青年飞机师,从前本不知道怎么样飞,但是请外国技师来教,所以学到现在,便飞得很好。但诸君须先有这项志愿。自己有了这项志愿,还要去宣传自己的志愿,推到四万万人都有这项志愿。如果人人都有了相同的志愿,便能够学蚂蚁和蜜蜂,合群策群力去行。

  我们这次革命,一定是能够成功的。不过要大家先有这项志愿,立定恒心去做。如果弄到成功,把中国建设好了,大家便有平米吃。到了有平米吃,中国便是世界上顶安乐的国家,诸君便是世界上顶享幸福的人民。我们要做到这个地步,不可专用兵力,因为兵力只可以用来做破坏的事,不可用来做建设的事。要做建设的事,便要有主义和方法。要全国人都明自建设的主义,便要有宣传。所以从今天以后,要请大家注重宣传的奋斗,不要单注重兵力的奋斗。

  【注】

  这是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

  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广州一九二四年七月版)中的《宣传造成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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