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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韩太尉书


  轼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

  以为西汉之衰,其大臣守寻常,不务大略。东汉之末,士大夫多奇节,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间,天下无事,公卿将相安其禄位,顾其子孙,各欲树私恩,买田宅,为不可动之计,低回畏避,以苟岁月,而皆依仿儒术六经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为口实。孔子曰:“恶居下流而讪上,恶讦以为直。”而刘歆、谷永之徒,又相与弥缝其阙而缘饰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龙释其风云之势而安于豢畜之乐,终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于匹夫之俎,岂不悲哉!其后桓、灵之君,惩往昔之弊,而欲树人主之威权,故颇用严刑,以督责臣下。忠臣义士,不容于朝廷,故群起于草野,相与力为险怪惊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于其门,得为之执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荣。于是天下之士,嚣然皆有无用之虚名,而不适于实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宫室之为安,而号呼奔走,以自颠仆。昔者太公治齐,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浸微矣。”汉之事迹,诚大类此。岂其当时公卿士大夫之行,与其风俗之刚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刚毅正直,而守之以宽,忠恕仁厚,而发之以义。故其在朝廷,则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于王事,而不敢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兴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天下之人,幸而有不为阿附、苟容之事者,则务为倜傥矫异,求如东汉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

  轼自幼时,闻富公与太尉皆号为宽厚长者,然终不可犯以非义。及来京师,而二公同时在两府。愚不能知其心,窃于道涂,望其容貌,宽然如有容,见恶不怒,见善不喜,岂古所为大臣者欤?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为,而翘翘者又非圣人之中道,是以愿见太尉,得闻一言,足矣。太尉与大人最厚,而又尝辱问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见。今已后矣。不宣。轼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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