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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帝论


  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义可以诱而进,不义可以劫而退。若汉高帝起于草莽之中,徒手奋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与兵之胜负而已,安知所谓仁义者哉!观其天资,固亦有合于仁义者,而不喜仁义之说,此如小人终日为不义,而至以不义说之,则亦怫然而怒。

  故当时之善说者,未尝敢言仁义与三代礼乐之教,亦惟曰如此而为利,如此而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后高帝择其利与可者而从之,盖亦未尝迟疑。

  天下既平,以爱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之徒力争之,不能得,用留侯计仅得之。盖读其书至此,未尝不太息以为高帝最易晓者,苟有以当其心,彼无所不从,盍亦告之以吕后太子从帝起于布衣以至于定天下,天下望以为君,虽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岁后,谁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谓爱之者,只以祸之。

  嗟夫!无有以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为高帝言者欤?叔孙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计,独有废嫡立庶之说,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轻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为天子,惠帝为臣,绛灌之徒,圜视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与其全安而不失为王之利也?如意之为王,而不免于死,则亦高帝之过矣。不少抑远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气,而又厚封焉,其为计不已疏乎?

  或曰:吕后强悍,高帝恐其为变,故欲立赵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时而言之,计吕后之年,当死于惠帝之手。吕后虽悍,亦不忍夺之其子以与侄。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谋,此出于无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

  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乐从吾说,而欲以势夺之,亦已危矣。

  如留侯之计,高帝顾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势不得不从,是以犹欲区区为赵王计,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犹未悟,以为一强项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赵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无有以告之者。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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