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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鸣驿记


  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求舍于馆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于逆旅。

  其后六年,为府从事。至数日,谒客于馆,视客之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将去,既驾,虽马亦顾其皂而嘶。余召馆吏而问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兴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万六千,木以根计,竹以竿计,瓦甓、坯、钉各以枚计,秸以石计者,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闻而心善之。

  其明年,县令胡允文具石请书其事。余以为有足书者,乃书曰: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后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不屑,则躁,否则惰。躁则妄,惰则废,既妄且废,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计其所历而累其勤,使无龃龉于世,则今且何为矣,而犹为此官哉。然而未尝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风也,视其卼臲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传舍而已,事复有小于传舍者,公未尝不尽心也。尝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尝衣锦者难于衣布,尝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贵乎岂弟者,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欤?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以传舍之修,而见公之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者,则是真足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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