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邵博 > 邵氏闻见后录 | 上页 下页
九〇


  唐郑元祐使突厥,说颉利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天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兄弟积世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

  颉利说,引精骑数十万还。元祐自义宁以来,五使突厥,几死者数矣。本朝庆历二年,北虏以重兵压境,欲得关南十县,其势不测。富韩公报使,谓虏主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护。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

  虏主惊曰:“何谓也?”

  公曰:“晋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虏获金币,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大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

  曰:“不能。”

  公曰:“胜负未可知,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

  虏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是亦郑元祐之议也。如富公则终身不自以为功,或面赞使虏之事,公必变色退避不乐。东坡书《显忠尚德之碑》,首著公使虏事,今天下诵之,然非公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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