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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司马文正公作《文中子补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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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人。六代祖玄则,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兄玄谟,以将略显,而玄则用儒术进。玄则生焕,焕生蚪。齐高帝将受宋禅,诛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晋阳公,谥曰穆,始家河、汾之间。蚪生彦,官至同州刺史。彦生杰,官至济州刺史,封安唐公,谥曰献。杰生隆,字伯高,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隋文帝尝从容谓隆曰:“朕何如主?”

  隆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资,终以不学为累。”

  帝默然有间,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

  隆乃著《兴衰要论》七篇,奏之。帝虽称善,亦不甚达也。历昌乐、猗氏、铜川令,弃官归,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则以来,世传儒业,通幼明悟好学,受《书》于东海李育,受《诗》于会稽夏琠,受《礼》于河东关朗,受《乐》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华。仁寿三年,通始冠,西入长安,献《太平十二策》,帝召见,叹美之,然不能用,罢归,寻复征之,炀帝即位,又征之,皆称疾不至,专以教授为事,弟子自远方而至者甚众。乃著《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有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之《王氏六经》。司徒杨素重其才行,劝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足以庇风雨,薄田足以具誓粥,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时和年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

  或谮通于素曰:“彼实慢公,公何敬焉?”

  素以问通,通曰:“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与焉!”

  素待之如初。右武候大将军贺若弼尝示之射,发无不中。通曰:“美哉,艺也。君子志道、据德、依仁,然后游于艺也。”

  弼不悦而去。通谓门人曰:“夫子矜而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纳言苏威好畜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

  太学博士刘炫问《易》。通曰:“圣人之于《易》也,没身而已矣,况吾侪乎!”

  有仲长子光者,隐于河渚。尝曰:“在险而运奇,不若宅平而无为。”

  通以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长,身愈退,道愈进,若人知之矣。”

  通见刘孝标《绝交论》曰:“惜乎,举任公而毁也,任公不可谓知人矣。”

  见《辨命论》曰:“人事废矣。”

  弟子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

  通曰:“是汉文之所难也。废肉刑害于义,省之可也;衣弋绨伤于礼,中焉可也。”

  王孝逸曰:“天下皆争利而弃义,若之何?”

  通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

  或问人善。通曰:“知其善则称之,不善则对曰,未尝与久也。”

  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辨。”

  问止怨。曰:“不争。”

  故其乡人皆化之无争者。贾琼问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异不伤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

  贾琼请绝人事。通曰:“不可。”

  琼曰:“然则奚若?”

  通曰:“庄以待之,信以应之,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沉如也,则可。”

  通谓姚义能交。或曰简。通曰:“兹所以能也。”

  又问广。通曰:“广而不滥,兹又所以为能。”

  又谓薛收,“善接小人,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颓如也。”

  通尝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

  又曰:“美哉,周公之智深矣乎!宁家所以安天下,有我所以厚苍生也。”

  又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

  又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贫。”

  又曰:“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也。”

  又曰:“我未见得诽而喜,闻誉而惧者。”

  又曰:“昏而论财,夷虏之道也。”

  又曰:“居近而识远,处今而知古,其惟学乎?”

  又曰:“轻誉苟毁,好憎而尚怒,小人也。”

  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阶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阶去媒,谗佞远矣。”

  通谓北山黄公善医:先饮食起居,而后针药。谓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爻象”。大业十年,尚书召通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皆不至。十四年,病终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畤。二弟凝、绩。评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说》云尔。玄谟仕宋至开府仪同三司。绩及福畤之子勔、勮、勃,皆以能文著于唐世,各有列传。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汉、魏以还也。”

  曰:“汉、魏以还,迁、固之徒,记之详矣。”

  奚待于续经,然后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则彼不愚者,孰肯从之哉?今其《六经》皆亡而《中说》犹存,《中说》亦出于其家,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予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

  按叔达前宰相,与无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没其师之名,使无闻于世乎?且魏征实总《隋史》,纵叔达曲避权威,征肯听之乎!此予所以疑之也。又淹以贞观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由是怨望。十七年谋反,诛。此其前后参差不实之尤著者也。如通对李靖圣人之道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

  又对魏征以圣人有忧疑,退语董常,以圣人无忧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佛、老者也。夫圣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至于安万邦,和黎民,格天地,遂万物,功施当时,法垂后世,安在其无所至乎?圣人所为,皆发于至诚,而后功业被于四海,至诚,心也;功业,迹也;奚为而判哉?”

  如通所言,是圣人作伪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圣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

  又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

  苟为圣人矣,则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乌有可行于西方而不可行于甲国哉?苟非圣人矣,则泥于中国,独不泥于西方耶?秦焚《诗》、《书》,故灭;使《诗》、《书》之道盛于秦,安得灭乎?老、庄贵虚无而贱礼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风而鼓之,饰谈论,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没;释迦称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义,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严斋戒,弛政刑,至于百姓涂炭。发端倡导者,非二家之罪而谁哉?此皆议论不合于圣人者也。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寡,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宋兴,柳开、孙何振而张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为圣人可继孔子者。

  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者也;惜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更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讥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补《隋书》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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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成,文正公问予大父康节何如?康节赞之曰:“小人无是,当世已弃。君子有非,万世犹讥。录其所是,弃其所非,君子有归;因其所非,弃其所是,君子几希。惜哉仲淹,寿不永乎。非不废是,瑕不掩瑜。虽未至于圣,其圣人之徒欤!”

  文正自兹数言文中子,故又特书于《通鉴》语中。然文正疑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无一人语及通姓名者,又疑其子弟誉之太过,又疑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寡,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

  予得唐文人刘禹锡言,在隋朝诸儒,惟王通能明王道,隐白牛谷,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著书于家,既没,谥曰:文中子。则苏威公等实其朋友门人无疑,非子弟誉之太过无疑,不但司空图、皮日休重其书亦无疑也。禹锡之言,岂文正偶不见耶?文正之传,康节之赞,俱未行于世,予故表出之。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无荀卿、扬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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