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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匡解》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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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为儿时，受《春秋》于先夫子。先夫子授以《匡解》一编，曰：“此安成邹汝光先生所删定也。”因为言邹氏家学渊源，与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词垣，期它日得出其门墙。余乡、会二试，以先生之书得蠙，虽未及亲炙先生，而余之师固有出先生之门者。比于闻风私淑，犹为有幸焉耳矣。何子非鸣为令南昌，与先生之孙孝廉端侯游，相与是正其书，重付之梓人，而属余为其序。 余观三代以后，享国长久，盖莫如汉。当其盛时，政令画一，经术修明。以《春秋》一经言之，自张苍、胡毌生、瑕丘江公以下，三家之弟子，递相传授，各仞其师说，至数百年不相改易。而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名儒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各以经谊对。诸所以定大议，断大疑，皆以《春秋》从事，何其盛哉！有宋之立国，不减于汉。自王氏之新学与新法并行，首绌《春秋》，以伸其三不足畏之说，遂驯致戎狄乱华之祸，没世而不复振。其享国之治乱，视汉世何如也？呜呼！先王之世，有典有则，诒厥子孙，崇教立术，顺《诗》《书》《礼》《乐》以造士，变《礼》易《乐》，革制度衣服者有罚，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必诛，而不以听。士之选于司徒而升于学者，于辩言乱政之戒，恒凛凛焉。是故经学与国政，咸出于一，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人异学，国异政。公卿大夫，竞出其聪明才智以变乱旧章。晋之刑鼎，鲁之丘甲田赋，郑之竹刑，纷更多制，并受其敝。又其甚也，获雁之鄙人，假田弋之说以干政事；而振铎之后，不祀忽诸。繇此言之，经学之不明，国论之不一，其关于存亡治乱之故，犹病之著于肌表，诊视者可举目而得之，不待医和及缓而后知其不可为也。是可视为细故哉？国家用胡氏《春秋》设科，垂三百年。而邹氏之书传诸其祖父，至今百余年，举子传习之不变。虽汉世儒者仞其师说，未有以过也。班固不云乎？士食旧德之名氏，工用高曾之规矩。国家重熙累洽，考文稽古之盛，观于胡氏邹氏之学，可谓信而有征矣。天子方崇信是经，特命经筵进讲。余衰病放废，独抱遗经，以老于荒江寂寞之滨。于非鸣之刻是书也，喜而为之叙。或以为主文诡谏，自致其蒙瞽之言。庶几谋野则获之义，则非野人之所敢知也。崇祯六年六月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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