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六十六　拔除妖卉(2)

六十六　拔除妖卉(2)

　　惟所谓洋药进口，既格于国际条约，无法禁绝。土药如一任其流通各地，不加阻遏，则欲求烟禁增大效力，确甚困难。且洋药税厘并征，已列入与英国所订《烟台条约》。故宗棠于入赞枢要后，建议采取一种寓禁于征之政策：

　　……窃维鸦片产自泰西印度地方，由英国商人转贩而来，流毒中国，名为洋药。其患先中于市廛、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僻，子弟聚处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瘾。瘾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之。内地罢民抛宜谷、宜蔬、宜瓜果腴地，以种罂粟，劙果取浆，名为土药。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凡食贫力作之人，游人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寻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

　　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勒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销售。其故违者，查出焚之通衢，已著成效。惟此法行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殢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土药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吸以至断瘾，当有可期。若徒恃空文禁制，则丁役之弊索，官吏之欺隐，由此而生，案牍纷繁，讼狱纠绕。

　　窃恐政令不行，而闾里骚然，未睹禁烟之效，而先受其弊也。自古整齐世宙，不能无借乎政刑，政刑之用穷，不能不济之以罚。周课田功，有里布夫家之罚。汉重酒禁，有误酎免侯之罚，其明征也。近如海国土产出口，辄按其成本而征之，英人于嗜好之物，更加征两倍，亦与赎刑遗意相近。况加征洋药土烟税捐，意在加价减瘾，以期坊民正俗，复厥本初，多取亦不为虑。且议加者，中国吸食之价，非取之出产之地，与外国兴贩之徒，权自吾操，谁能过问。稽经诹律，理有同然，而措正施行，又无烦再计决也。臣奉命与闻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冀可减瘾，威妥玛亦无以难之。

　　适李鸿章至，臣偕赴总署，与威妥玛会商二次。李鸿章又独与威妥玛晤商一次，威妥玛意见不同，语多反复，而于加价一节，犹龂龂然若重有所惜者……加数甚微，不但瘾无由断，适足为兴贩洋药者广其销路。而内地种罂粟、贩土烟者，得以借口，并加征捐厘，亦多窒碍。是与拟增税捐，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剌谬，而其事且有若难行……若内地私种罂粟，所造土烟，行销浸广，应即照洋药税则，加捐示罚。惟土烟味淡气薄，吸者弗尚，其价值亦较洋药为轻，税厘之加，未宜与洋药一律，须按其斤重价值，准洋药推销议加，乃与罚捐之意允协。而贫难之民，因惜费而减瘾，其实效亦复相同。区区之意，窃谓严禁吸食鸦片，本坊民正俗要图，近因市价日减，吸者日多，为患亦愈积而愈甚。于此而思禁制之方，实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其所议加税捐者，非仅为聚敛丰财起见。古者取民有制，征敛固宜从其轻，而由今之道，思变古之俗，道在禁民为非，则税捐示罚，有不得不从其重者。迨疵俗涤除，民无夭折，弊尽而利自生，其效将有可睹，奚取于富强之术，功利之谋也……注971

　　此议由清廷先交各省关将军、督抚、监督研讨，及各省关覆到，复交宗棠阅看。宗棠归纳为数点，而其中最主要者，为洋药征税厘，究为多少，事关外交，非片面所能决定。据宗棠调查，洋药输入，每年本仅三万余箱，嗣增为五万余箱，其时又增至七万余箱。而每箱之价格，从前需银七百余两，其时则减至五百余两。惟其价格既降，斯销路益畅。故宗棠务欲加重税厘，抬高其价。按洋药税厘，入口时，每一百斤征税银三十两，运销各省时，再征厘约及入口税之半。

　　同治七年（1868），曾议增税二十两，为印度商会所格。宗棠议于入口税，仍按每一百斤征银三十两外，运销内地加征厘银一百二十两，即每洋药一百斤，运入中国销售，共收税厘银一百五十两。其土烟厘捐，拟于各省就地征收。无论本地所产，与外来烟土，总以每百斤征银五十两为率。在威妥玛，则以税厘过重，价格骤高，有碍洋药在中国之销路，仅允每一百斤共缴税厘银八十两，相差悬殊。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迭与交涉，总无结果。注972

　　其后此案乃移伦敦交涉。曾纪泽为中国驻英使臣，深知宗棠原议，非专为税收起见，欲借提高价值，使民间吸食渐少。当与英国外交部力争，卒定为一百十两，于光绪十三年（1887）起实行。时为光绪十二年（1886）之六月，先宗棠之薨一月也。其实当初宗棠之倡议，确为意在禁烟，然附议者，只认为筹款之一途，故遽愿以每百斤抽厘八十两定议。按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五年（1879），海关贸易总册，每年入口洋药，约有九万箱，每箱税厘并课一百十两，总收数且达一千万两，不失为晚清收入之大宗。注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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