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六十五　己饥己溺之心情(2)

六十五　己饥己溺之心情(2)

　　关于天灾之赈济，惟在清光绪三年（1877），尝有一次。时陕西与甘肃东境，均因旱荒，民不得食。当商同陕西巡抚，备款往湖南产米之区，广购米谷。同时，禁止民间窖藏，俾利流通，亦禁止灾民抢粮，俾粮户乐于出售。然吾人须知，西北运输，最为艰巨，用兵运军需为然，救荒运赈粮亦为然。故宗棠当初即切嘱将拨船、车驮，早为准备，无如经理者漫不经心，其后终致赈粮堆积河南之裕州、汝州，缓不济急。注954惟同州府知府饶应祺，仿照宗棠运转军米办法，成效最著，其议曰：

　　……南粮由汉江入丹江，可至荆紫关，水盛时，可至龙驹寨，否则至荆紫关，即须用夫，择贫民之丁壮，前往迎运，亦以工代赈之意。惟长运民力难胜，应由潼关至龙驹寨三百二十里，划分八站：

　　（一）大峪；
　　（二）黑章；
　　（三）纸房沟；
　　（四）柴峪沟；
　　（五）照树沟；
　　（六）游方坪；
　　（七）苍龙岭；
　　（八）龙驹寨。

　　由寨至荆紫关二百八十里，划分七站：

　　（一）华王庙；
　　（二）武关；
　　（三）试马寨；
　　（四）党家店；
　　（五）青山；
　　（六）小岭观；
　　（七）荆紫关。

　　每站各四十里，设一小局，收发运米，各驻夫一二百名，多则三四百名，视来粮衰旺增损。日行四十里，至下站交卸，仍回本站住宿。每人日负米一包七十斤，合京石五斗，给口食米一斤，钱数十文，穷民得食，力费亦省……惟必俟前途来粮积存荆紫关局者果多，始可发夫前往。如计程可到，而汉江、丹江水涸滞运，则粮不敷运，运夫须以次递退，发夫再往，又需放空之费。昔殷化行筹此路粮，运夫集而粮未至，粮到而夫又回，转折劳费，运事弗畅，实为前鉴。若来粮果多，此路行走不开，再分途设站，一由雒南，出蒿峪，至钓桥；一由商州，出瓮峪，至华阴；一由黑龙口，出猴子头，至渭南。即雇本地夫负运，费亦相埒，可免拥挤而期迅速。注955

　　总之，办理赈济，最要为同情心，有此同情心，则自能随时随地，体会入微，用费少而收效宏。其次为责任心，有此责任心，则自能敏捷而足赴事机，切实而不涉浮滥。宗棠即富责任心，而又富同情心，故于赈济，颇有建树。

　　至赈济所需之款，除由公家支拨，亦如常例之取给于劝募，而宗棠尤着眼于为富不仁之辈，且公然形之奏牍。在浙江时，宗棠奏称：

　　……查有籍隶浙江之富绅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十数员，身拥厚资，坐视邦族奇荒，并无拯恤之意，且有乘机贱置产业以自肥者，为富不仁，莫此为甚。现饬尽力速措巨款，广购米石，运回办赈，以救阽危而昭任恤之谊……

　　清廷竟予照准，且谕旨有“如敢不遵行，即行严办”之语。其后事实可考者，毛象贤认捐米六千石，杨坊则宗棠令捐米五万石。同时，李鸿章亦令捐京米十万石。杨坊迫不得已，在宗棠处认捐银二万两，以一万两助浙赈，以一万两请转解京米。宗棠以两处各捐银一万两，按当时米价，对于令捐五万石之数，仅及三十分之一，对于令捐十万石之数，仅及六十分之一，而以鸿章令捐京米，在浙报认，尤为取巧，因复奏陈其事，并称：

　　……杨坊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十数年间，拥资百万，捐纳道员。从前在浙经手洋务，往往从中渔利，人所共知。即如咸丰六年（1856），为前浙江抚臣借用英商啤喱大轮船一只，未及三月，竟开销洋银七万九千余元，名为供应洋人，实则取归私橐，其昧良私利如此……

　　奉旨令鸿章先将京米十万石勒限如数追缴，缴清后，再押赴宗棠处照捐浙米，毋任狡展。至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浙江巡抚杨昌濬奏称：

　　……杨坊现已故世，据伊子鄞县举人杨宝镕禀呈，愿盖父衍，闻甘省肃清在即，饷需紧急，愿措江平银十万两，稍助军饷。

　　等情，当获清廷允准。旋将所有缴到捐银，陆续搭解赴甘，作抵欠饷。注956夫贪官污吏，不绳之以法，而勒之以捐，一若一捐即可免其贪污之罪，故此举虽若痛快，究乖政体。当陕西与甘肃旱灾时，宗棠又奏称：

　　……此时筹办赈抚，兵燹之余，何从取给。是非择绅商之稍有力者，劝令捐输不可。就两省而论，甘肃贫瘠著名，素乏殷实之户。至陕西除南山、北山瘠区不计外，富室较多，又经商获利之家，所在皆有。近遭回乱，多散居贸易各省，生计仍完。兹值桑梓奇荒，理宜尽力捐输，以敦任恤之谊。臣现饬甘肃司道劝令官绅量力酌捐，一面咨商陕西抚臣督饬司道劝谕各绅士富商，尽力捐助，其悭鄙太甚者，恐非择尤勒令承捐不可……

　　致帮办陕甘军务刘典书，更申其说曰：

　　……荒政首重劝分，而秦人偏喜悭鄙，无可如何，自非分两种办法不可。两者维何？一劝捐，一勒捐也。劝以行之君子，勒以施之鄙夫，出其有余，为其市义，何用其煦煦孑孑为哉……

　　其后据陕西巡抚报告绅民共捐银九十余万两，捐粮二十五万余石。注957宗棠此种办法虽若霸道，殆发于对难民之同情心。夫“朱门酒肉臭，野有饿死骨”，此最人世不平之事，饿夫不敢开罪朱门，宗棠代为打抱不平，自可博得一般社会之好感。

　　积谷防荒，自昔称善政。宗棠早年，已在本乡着意经营，自经此次旱灾，宗棠于光绪三年（1877）九月，通令劝办义仓，其结果可考者：

　　皋兰县捐得入粮三千三百四十二石；
　　洮州厅捐得本粮二千六百十九石，本大钱二百串；
　　固原州捐得仓粮六千八百石；
　　平远县捐得秋粮四百石；
　　崇信县捐得仓斗谷七百六十石；

　　镇番县捐得仓斗粮二千四百六十五石，又三渠社仓捐得仓斗粮八百二十石，蔡旗堡社仓捐得仓斗粮一百二十一石；

　　东乐县丞捐得市斗小麦一千零二十七石；
　　丹噶尔厅捐得三包市石粮四百三十九石；
　　泾阳县捐得京斗麦一万六千一百二十一石。

　　先于同治十一年（1872），陕西延安府禀设社仓，宗棠批云：

　　……社仓，善举也。每因经理不得其人，遂废不举，甚或反以为累。然古今无不敝之良法，人存政举，徒法不能自行，虽圣贤立法，亦不能保其不敝。惟于所属良愿士民，留心采择，令各司其社仓之出入，地方官但按年稽核，不令吏胥涉手，稍可留遗久远，与古人当社立仓之意有合。惟士民不尽良愿，而地方亦有无可举充社长者，是用士民一法，有时而穷，安得留心造士之贤有司，俾善气熏陶，比户可封乎……

　　此次通令劝办义仓，其经理殆即采用官督绅办方式。如崇信县，每仓遴派正副四人，两年一换。如东乐县，各以仓正管理。如洮州，选正副殷实之家经理，大致仍不出宗棠之主张也。注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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