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五十四　举办外债(3)

五十四　举办外债(3)

　　时清廷复下其议于宗棠，宗棠复抗辩：

　　臣之奏借洋款，原因各省应协款项积欠成巨，陈陈相因。驯至洋防议起，照常年又减至一半以外，频催罔应，计无复之，万不得已而有此请，非不知借用洋款非正办也。沈葆桢与臣素相契洽，其清强有执，臣常自愧不如。原奏义正词严，复举两湖应解江防银两移拨西征，亦实情理两得。然其代为臣谋，究不如臣之自为谋也。姑就其论国债一说详之：泰西各国经常用度，原有定数。其格外之费，均由其国富商酌度承认，自出资本经营，由公司抽收课税，以裕国用，如开矿、治水诸大工作，原奏所谓轻利博重利者是也。下非放债，上非借债，不得概以国债名之。间有由其官中授意兴办，如英吉利开印度通缅甸达滇边山路，图就近销售鸦片，则官主谋而商应募，不在此例。至各国用兵，除报怨雪仇外，均为其国商贾争利起见，兵费例由绅士商民认定，计期取偿于官，则为国债。非臣臆说也。原奏英、美有国债不失为富强，西班牙、土耳其以债倾国，日本蹈其覆辙；而谓英、美举债于本国，犹是藏富于民，非西班牙等国输息邻封之比，是矣。至论各国举债攸殊，有同异之分，尚非探原之论。

　　夫英、美富强，甲于海国，由来已久。兵费借其本国之债，不待求助邻封，自然之理。西班牙不善经营，土耳其耽吸鸦片，日本因欲去其大将军之逼，举国以奉西人，割地以给俄人，出其额征为质。各国衰亡之征，由其自致。若谓借本国之债者，必富且强；借邻封之债者，自贻困蹙，而引之为借用各国洋款之戒，非定论也。就日本借用洋款而言，因其国有逞志朝鲜，取偿国债之心，洋人遂以此蛊人，阴为各国外海总埠头之计。日本未尝不知，只缘既与定议，不敢复有异同，隐忍迁就，勉而出此，非所论于西征一局。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借千万巨款，济目前急需，可免悬军待饷。十年计息，所耗虽多，而借本于前，得以迅赴事机，事之应办者可以速办，如减撤防军以省糜费，筹设新制以浚利源，随时随处，加意收束。计十年中所耗之息，可取偿十年之中，非日本之寻衅举兵，与洋人共利可比。

　　至西班牙举债经商，本奸商骗赖之类也；土耳其举债倾国，本纨袴败家之类也，乌可同年而语哉。以海疆按年应协之饷，以还按年应还陕甘借款本息，不必得半而已足，是大有造于塞防而无所损于洋防。原奏谓洋款取偿于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齐，令兼筹协饷之息，何能如期以应。查借用洋款向章，海关出票定数，督抚钤印归款。此次办法，自亦如此。各省关印票之数，原划定各省关应协之款；并非于协饷外，兼筹协饷之息。事理著明，非可隐占。其与解部之款，本不相涉。原奏所称海关病、部库病者，其源在各省协饷之愆期。现奉谕旨：自光绪二年（1876）起，如不能照原拨添拨数目，解至八成以上，即将该藩司、监督照贻误京饷例，由该部指名严参。此后海关自可不至代人受过。平心而言，借用洋款，实于中国有益无损。

　　泰西各国兴废存亡，并非因借债与不借债之故，其理易明。即以现在局势言之，臣非先后借用洋款，则此军不能延至今日。上年，李鸿章有二千万待借之奏。即沈葆桢办理台防，亦曾借用洋款六百万两，嗣因倭事速定，部议停止四百万。今倭患息而西事殷，重理旧说，似非不可。应请旨饬下两江督臣，即代臣借洋款四百万两，迅解来甘。臣得此款，清还新借陕、鄂、上海各款一百二十万两，当可余二百数十万两，暂资敷衍。如各省关自本年正月起，协款能解足八成以上，臣军有的饷源源而来，苟可设法腾挪，何肯以催饷频烦，自取憎厌。倘各省关未能如数报解，微臣计无复之。洋款既不能借，则非息借华商巨款不可，而息借华商巨款，若不谋之两江，则又无从着想，此臣之苦衷，不得不预为陈明者也……

　　于是清廷折衷定议，饬由户部借拨二百万两，由各省关将应协西征款提前拨解三百万两，由宗棠自行筹借外债五百万两，仍合成一千万两之数。而于葆桢所请由内帑拨助，竟一毛不拔。同时对于葆桢移拨他款之议，亦未接纳，仅令将江苏原协陕西一万两可否移拨，由宗棠径与陕西巡抚商办。其户部拨借之二百万两，户部原仍责望各省关在应协西征款内扣还；而清廷以为如此则西征饷需仍难周转，饬改由议拨南北洋海防经费内按年酌提一半归还。宗棠固常怪各省关欠解西征协款，由于议拨海防经费，而葆桢犹为辨明各省关对于海防经费亦多欠解，今清廷仍牺牲海防经费二百万两，以成全宗棠之西征，宗棠亦可踌躇满志矣。

　　至此，一场争议于以解决。而宗棠第四次西征外债之五百万两，即由此发生。所尚可研究者：宗棠西征举借外债，已有三次，均系自行办理。何以其后续借一千万两，不援本身之成案，而反请以援台防办法，责之葆桢？依宗棠在他一奏疏中自陈：“所以必商之两江者，上海为中外商贾银洋汇萃之所，商借洋债，恒必由之，而现任督臣原有借定未用之款，重理旧说，息耗断不至顿增。”惟此说也，窃意非宗棠由衷之言。其关键殆在利率之一点。宗棠第一次外债，月息一分三厘；第二次息率如何，虽未能考定，要与第一次相若。第三次年息一分零五毫。然葆桢之台防外债，为年息八厘。相形之下，出入甚巨，宗棠当心有所不安，遂请由葆桢代借，故原奏有曰：“至其息银多寡及一切办法，请由沈葆桢酌定，臣不与闻。”嗣清廷既准其自借五百万两，则又陈明：“惟借少则期近息重，恐未能如台防十年八厘之轻耳”，实为第四次之五百万两外债利息预留地步。其后五百万两借款订成，合算利息，果仍有每月一分二厘五毫之巨。注763

　　总之，当时朝野对于宗棠举办外债从事西征，多不谓然，而尤以其息重为病。如举借一千万两议初起，福建巡抚丁日昌并有洋债不宜多借之奏。李鸿章亦颇同情于葆桢，而不满于宗棠。其时与葆桢一札曰：

　　……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但冀利息稍轻，至多不过七厘。各省由额协项下分还，亦未免吃力。何可独诿诸执事耶……

　　又一札曰：

　　……左相西饷，仍准借洋款五百万，无须尊处代筹。若由胡雪岩等经手，利息必重。且恐洋人因规复新疆，居奇勒掯……注764

　　在纪泽《使西日记》中，又有数则论及第三次借款。光绪五年（1879）三月二十四日云：

　　新报言：左相借洋款三百五十万，以供西北饷项，不知确否。此事有可为长叹息者二焉：一则八厘洋息，西洋无此比例。以中华之脂，暗填重息，以饱他人。一则中国借民债往往脱空欺骗，使蚩蚩之氓闻风畏惧，遇有缓急，不得不贷诸洋商。夫洋商岂真运海外之银，以济吾华之窘哉。仍购募股份，取诸华民耳。一转移间，而使中国之巨款，公私皆不获其利；顾以子母之息，归诸居间之洋商，谓之得计可乎。

　　五月初十日云：

　　与清臣一谈。清臣言：英法两国借贷子息常例三厘有半，重者不过四厘。中国借洋款子息一分，银行经手者得用费二厘，债主得八厘，盖子息之最重者。其故有二：一则经手不得其人，无为国省费之心；二则借得之财，以供军饷，而不甚讲求矿务、铁路兴利之政；西人以为有借无入，故不敢放手借出；非贪重息者，不放债也。其说良是。

　　十二月初二日云：

　　葛立德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痛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或委任之，良可慨已。注765

　　而《申报》则有“左帅饷绌拟借西债”一则，亦系就一千万两一案立言：

　　谚云：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夫士饱马腾，必由于饷糈充裕也。左相统师关陇，出关远剿，为期将十载，欠饷至千数百万，目前又有饷溃兵变之谣。然复知师有不能不用，师有未可久用也。夫汉武承文景之盛，海内富庶，勒兵单于台，时不过五年，众不过二十万，左藏空虚，虽有卜式之急公，桑宏羊之聚敛，卒致匮乏。诸葛武侯经营中原，必先兴屯政。嗣后羊叔子（祜）图东吴，宋太祖取江南，非寓兵于农，即因粮于敌。断无常筹千百万之饷，营师千万里之外，而能不匮不蹶，久相支撑者也。道光末、咸丰初，发逆起事，至同治中，始行肃清，蹂躏十余省，兵勇数十万，迁延二十载，军务之大且久，无过于此。顾皆腹内财富之区，复一城，即有一城之物产；非若塞外不毛之地，得一处，尚须一处之费用也。然则力有不支，势又难已，非借西债不可。惟是法无异饥食漏脯，渴饮鸩酒，饥渴未疗，而身将先殒矣。昔周赧王曾向咸阳大贾借债，不能偿，至筑台避之，故谥法曰赧，言其无颜也。盖借款千万，转瞬十年，即变为一千六百万；二十年，变为三千二百万矣。数十年后，竭中国之帑项，不敷还债。设遇金饥木穰，意外动用，又将若何。故借债虽纾目下之急，实不顾将来父子切骨之灾也。

　　虽其言是否得当，殊有疑问，要未尝不可反映一般社会之感想。注766

　　所谓利息过重，由经手人分肥一点，按清臣与葛立德均为英人（清臣其时为纪泽客卿），其言债主实得八厘，当属可信。又按汤象龙著《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一文，对于宗棠第三次与第四次借款引H.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谓利率均常年八厘，尤为史实。注767是则超过常年八厘之数，即谓为被胡光墉等所分肥可耳。

　　中法为越南启衅，宗棠督办福建军务，又尝举借外债，计英金一百万镑，合规平三百九十三万四千四百二十六两二钱三分。利率仅为常年九厘。自光绪十一年（1885）起，于十年内还清，半年一期，共二十期，经户部奏准，分摊于下列三海关：

　　闽海关　本二百万两　息一百二十三万七千零六十八两有奇

　　江海关　本一百二十万两　息七十四万二千二百四十一两有奇

　　浙海关　本七十三万四千四百二十六两二钱三分　息四十五万四千二百六十七两有奇

　　均于期前六十日，由各关解由福建汇还。注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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