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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召分圣贤解


  圣人之治无异也,一也。统天下而言之,有异焉者,非圣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浅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岂异乎?然孔子以《周》、《召》为别者,盖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浅深尔。文王之心则一也,无异也。而说者以为由周、召圣贤之异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周公能行圣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浅,故因召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召公能行圣人之化乎?殆不然矣。

  或曰:“不系于《雅》、《颂》,何也?”曰:“谓其本诸侯之诗也。”又曰:“不统于变《风》何也?”曰:“谓其周迹之始也,列于《雅》、《颂》,则终始之道混矣;杂于变《风》,则文王之迹殆矣。《雅》、《颂》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将略而不具乎,圣人所以虑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圣贤之异而别其称号尔。盖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诗切。感之薄者亦犹其深,故其心浅;心之浅者,故其诗略。是以有异焉。非圣人私于天下,而浅深厚薄殊矣。”

  “二《南》之作,当纣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谓受命之前则太姒不得有后妃之号。夫后妃之号非诗人之言,先儒序之云尔。考于其诗,惑于其序,是以异同之论争起,而圣人之意不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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