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54)_李剑农

一五四

　　中山于二十二日离沪，段氏于二十二日入京；中山到天津时，段氏的执政政府已经成立，并且已经拟定一种《善后会议条例》（于十二月二日已通过国务会议），待征求中山的意见后，便将公布施行（所谓征求中山的意见，也不过是敷衍的形式，实则不问中山赞成与否，已决计施行）。帝国主义的外交团，对于中山既怀恶感，对于执政政府则用一种诱饵要挟的手段。（在黄郛摄阁时，黄因急欲得外国人的援助，曾于就任后宴请公使团，公使团表示拒绝，黄复临时自动取消宴会。这是十一月十四日的事。段祺瑞就临时执政后，因得日本公使之斡旋，各国公使曾分班晋贺，对于临时政府为非正式承认之表示。

　　十二月九日，由领袖荷使，以美、比、英、法、意、日、荷公使署名之照会，向外交部声明承认临时政府，惟要求尊重条约，不能任意变更。）执政政府生恐外交团不承认，当中山病卧天津时（中山到天津后，因感冒风寒触动肝病，即在津调养），正在和外交团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作取得承认的交换品；他们说中山在外交上感情不好，想用和中山相反的方法，买得外交上的感情。

　　（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说，张作霖在天津与中山相晤后，转告汪精卫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原故，你可否请孙先生放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要和孙先生要好的。”因为他们此时正在和外交团商量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作承认临时执政政府的交换品。）

　　十二月十四日，段祺瑞派许世英、叶恭绰到天津欢迎中山，中山问他们：“听说临时执政已经接受外交团尊重不平等条约的通牒，是不是？”许、叶答说：“是的。”中山当时便很生气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执政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呢？”中山对于他们所拟定的《善后会议条例》也不赞成。中山固然也主张在召集国民会议之前须召集一个预备会议，但他的预备会议，须用下列团体的代表来组织：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以上各团体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执政政府所拟定的善后会议，则用下列各员组织：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的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前第一至第三款会员不能列席时，得派全权代表与议。

　　我们把前面两表对照，便知道彼此不能相容的原故了：前者以各种公民团体为主要成分，后者以军阀实力派为主要成分，这是表面形式上的不相容；骨子里面，中山是代表当时有严密组织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的潜势力已经钻入各公民团体中，若依中山的组织，国民党用党团操纵的方法，这个会议便可由国民党宰制；执政政府的生命托于实力派的军阀，对于各公民团体无深切的关系，岂能容纳中山的主张。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执政政府不管中山的赞成与否，便把所拟定的《善后会议条例》公布了。三十日，便依照条例所定通电各方，召集会员，定于十四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国民党自然表示反对。

　　中山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扶病入京，受盛大的欢迎。段祺瑞对于中山，表面仍极推崇；国民党的极右派，生怕孙、段决裂了，也极力从中弥缝敷衍，希望中山让步。中山为委曲求全计，于十四年一月十七日提出关于参加善后会议的两个条件：一、须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诸代表；二、该会讨论军事、财政诸问题，最后解决之权当还诸国民会议。二十一日，执政政府开特别会议，决定对于中山提议的态度，因于二十九日答复中山，允聘任各省省议会、各教育会、总商会、省农会及天津、上海、汉口等处总商会各会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善后会议条例》第六条有特设专门委员的条文，但须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专门委员又仅有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之权。）中山此时病势已很重了，国民党对于执政政府这种敷衍的手段，知道已无合作的可能，便于三十日议决不参加善后会议。

　　（但是有几个极右派的党员急欲接近政权，还是加入了善后会议，并且扬言说，反对加入善后会议的人是有过激的思想，利用中山病重，破坏孙、段合作。）

　　二月一日，善后会议举行开幕典礼；二日，国民党通电全国各公团：“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仰体本党总理意旨，议决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十日，又通电主张国民自制《国民会议组织法》，声明善后会议构成分，非以人民团体为主要，决不可由此产生国民会议。自此，国民党对于执政政府一切行动，皆取反对态度。中山于三月十二日逝世，在北京举行极盛大隆重的丧仪，北京民众以国民党员的领导，群起参加；中山所抱的主张，虽未实现，但在此种丧仪中，主义的宣传却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执政政府的善后会议，于二月十三日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四月二一日闭幕，议定了三种条例：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二、《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三、《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于四月二十四日由执政政府公布。这些条例，本来不过是一些涂饰耳目的具文，无论国民党人反对，不能发生效力，便是那些军阀巨头，也没有人注意它。但执政政府仍不能不假它作维持场面的工具。五月一日，又由执政政府公布一种《国民代表会议筹备处条例》；三日又公布一种《国宪起草委员会规则》；（依《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宪法须由国宪起草委员会起草，提交国民代表会议议决。起草委员会委员由各省区各推一人，临时执政选聘二十人，均由临时执政召集。其规则由政府另定之。）

　　七月一日，又公布一种《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日期令》，定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为初选期，九月一日至二十日为复选期；八月三日，国宪起草委员会竟在北京举行开会式，选出林长民为委员长。到十二月十二日，国宪起草委员会并且通过了一种宪法草案，咨交政府；不过那种宪法草案，永远得不到国民代表会议来议它罢了。因为在执政政府所定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日期的前后，各军阀间的妥协局面已经无法维持，战事已将爆发，没有人顾及这种无意义的选举。十月初旬，由奉军引起第二次江浙战争；到十一月，奉军内部又发生郭松龄倒戈的活剧，那位国宪起草委员会的委员长林长民已在郭松龄的幕中，而那个委员会还在那里议宪，岂不是极滑稽的事。执政政府的生命至此，虽无国民党反对，也不能久延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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