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51)_李剑农

一五一

　　三、北伐进行中的商团事变

　　黄埔军校在十三年五月才成立；三数月内，决不能有党军的产生；然则在短期间内也决不能有北伐的力量，这是很明白的。但是在十三年九月中旬，中山又出师韶关，进行北伐的事宜了。我们须知道，此次的北伐，也是由内外的环境逼迫而来的。第一次北方军阀的战争已经开始，苏浙战争于九月一日爆发，第二次奉直战争也在积极准备中。原来自曹锟篡窃总统的位置以来，国内各方面已形成一种反直的大联合。皖派的段祺瑞、卢永祥，奉天的张作霖等都与中山有联络；国民党虽与这些军阀都不相容，但对于打倒曹锟、吴佩孚这一点，目前总是一致的。

　　苏浙军事行动既起，中山不能坐视，让机会失去：这是进行北伐的一个动机。第二，广州的环境十分恶劣，颇有借此另辟新天地、别求新生路的意思。我们试看中山将行出师北伐前，向广东人民发表的宣言可知。

　　（宣言的后段如下：

　　“……文率诸军四围冲击，转输供亿，苦我父老昆弟至矣。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夫革命为全国人民之责任，而广东人民所担为独多，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矣；而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廛市为之凋敝，此尤足令人民叹息痛恨，此革命政府所由旁皇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广东人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为尤然。殊不知革命主义为一事，革命进行方法又为一事。革命主义，革命政府始终尽力以求贯彻；革命进行方法，则革命政府不惮应环境以求适宜。广东今日此等现状，乃革命进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于主义无与。

　　若以现状之未善而谤及于主义之本身，以反对革命政府之存在，则革命政府为拥护其主义计，不得不谋压服此等反对企图而使之消灭。……故为广东人民计，为商民计，莫若拥护革命政府，实行革命主义，同时与革命政府协商改善革命之进行方法。盖前此大病在人民守其不问国事之习，不与革命政府合作；而革命政府为存在计，不得不以强力取资于民，政府与人民间遂生隔阂。

　　今者革命政府，不恤改弦更张，以求与人民合作，特郑重明白宣言如左：一、在最短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二、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东市政府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自治之先导；三、现在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以上三者，革命政府已决心实行。广东人民当知关于革命进行之方法，革命政府不惜徇人民意旨从事改善；惟我广东人民，对于革命之主义当以热诚扶助革命政府使之早日实现。政府、人民同心同德以当大敌……中华民国实嘉赖之。”）

　　他知道广东一般的商民，因为受了各种骄兵悍将的剥削蹂躏，对于革命政府很有恶感，想假北伐的机会，把那些军队调遣出去，再由革命政府把广东内部的财政来整理，希望人民体谅政府这种意思，与政府合作（所以在出师北伐时，委廖仲恺为财政总长、军需总监兼广东财政厅长，见前段）。万一军队有不听他的调遣的，他也无可如何，就只好让一般人民知道这些军队的行为是反革命的行为，不是出于革命政府的意思；一面率领那些受调遣的军队向外另辟新生路，韶关就是另辟新生路的根据地（中山想以韶关为训练党军的根据地，在中山与蒋介石各书中可以看出。参看《中山先生手札墨迹》）。

　　这大概是出师北伐的别一个动机。中山于九月十三日发表讨曹的宣言，以大元帅职务交胡汉民代行，己则偕谭延闿移驻韶关。结果，被调遣去的军队，就只有谭延闿所部的湘军、朱培德所部的滇军、樊钟秀所部的豫军，而杨希闵、刘震寰所部的滇桂军，依旧盘据广州附近各地，不受调遣，因此廖仲恺的财政统一计划依旧不能实现，不过杨、刘辈的反动情态，从此更为革命政府所明白认定了（所以蒋介石的军事报告说，十三年的北伐是革命政府辨别内部军队的“试金石”。凡不受调遣的，便知道是敌军，非把他解决不可）。

　　至于北伐，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得不到效果的。在北伐进行的当中，革命政府遇着一件很重要的事变，就是所谓“商团事变”。这件事变，也可以说是革命政府一个重要的生死关头。原因就是起于广东商民，对革命政府不满。英帝国的香港政府暗中操纵，想打倒国民党的革命政府，树立一个商人政府来代替它；陈炯明和内部滇桂军，也有从中勾结的举动。事变的发端，在中山出师北伐前很久。在五月后旬，广东市政厅宣布一件“统一马路业权案”，依此案须抽收铺底捐。广东全市商界七十二行因开代表会议，决定总罢市，并召集商团及乡团以防政府之武力压迫；后来政府把“统一马路业权案”取消了，罢市风潮虽得解决，而商团、乡团却从此议定了一种联防章程，是为商团案发生之始。八月一日，商团团长陈廉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由粤汉路总理许崇浩介绍向军府领到一张买枪的执照。此照发出之后，不过四天，大批枪械（九千余杆）便已由一只丹麦船名“哈佛号”的运载入口。

　　中山得到消息，知道陈廉伯与陈炯明有勾结，商团的作用是蓄意来反抗政府的；这批枪械是早已买定，并且已经运到，特候骗到执照，方行入口，否则入口没有这么快。中山因命将枪械全部扣留在黄埔军校。查悉军械数目与领发执照时所报数目亦不相符，政府认为私运，商团不服，便引起商团罢市的风潮来。英国总领事公然出来干涉，于八月二十七日，致一类似“哀的美敦书”的通牒于革命政府的外交部，说：听闻华军将要轰击商团，若果属实，英国海军司令官也将炮击华军。中山因向英帝国麦克唐纳内阁提出抗议。当时革命政府以所处环境太恶，很想向商团委曲求全。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本与商团有勾结，乃以第三者名义从中调停，与商团签约担保政府将枪械全数发还，而以商团报效政府军费五十万元为条件，因种种关系未能实行。

　　后来中山允由各处乡团及商团，直接备价向大本营领枪，免致整批枪械落入商团少数野心家之手，而商团代表坚持须由代表全数领去转发。双方相持，不能解决。到十月初旬，政府酌定折衷办法，发还长短枪五千杆，交与商团代表转发，由商团缴足二十万元，并抽全市房租捐一个月，及各商店立即开市。商团允诺了。遂定于十月十日将长短枪五千杆由黄埔运赴西壕口，交商团领收。恰好这一天是双十节，有学生、工人、农民等集会庆祝游行，与那些领得枪支的商团发生冲突；商团开枪，把徒手游行的群众打死了许多人。到第二天商团联合会散发传单，称政府发还枪支不及半数，非俟全数发还，不可开市。故仍有半数商店，未曾开市。商团总部又发出布告说：本团派团兵巡街，如有不法之徒扰乱治安，准予痛剿，同时并迫令开市的商店，继续罢市。一面宣传东江陈军不日来攻，一面煽动北江方面许多民团准备应援，截断广州韶关间的交通。此时广州局势的严重，我们从中山与蒋介石的书中可以看出。

　　中山在十月十一日几天之内，由韶关连发数函，要蒋把所有军械即速运往韶关（由俄国接济的第一批军械，也在十月初旬到广州，存于黄埔军校，许多军队想把它瓜分），并劝蒋舍去广州，同往韶关，把韶关作练兵场所（参看《中山先生手札墨迹》）。广州方面的领袖，也因为滇桂军不可靠，有主张退出广州，将一切机关及队伍移驻西江肇庆的；其形势的险恶可知。最后觉得广州根本之地不可轻易动摇，然后商同那些尚可调遣的军队，如许崇智的粤军、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军，与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合拢一起，于十月十四晚开始行动，至十五日把那些商团包围，全体缴械。所谓“商团事变”至此全行解决，广州的革命政府才去了一个大威吓。

　　这是黄埔学生军第一次参与军事行动的小试其技。商团缴械后，黄埔军校便用这批枪械成立了一个教导团。那时候，滇军尚想设法破坏黄埔军校，取得这批枪械；蒋中正很强硬地向他们说：“你们如果有本领，就来打黄埔，否则你们不要讲话。”（见蒋介石军事报告）可见此时的黄埔军校，已不可侮了。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可以说在此时已经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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