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40)_李剑农

一四〇

　　黎元洪复职时，对于自己的地位问题，本通电听候国会解决。国会开会后，对于黎氏的任期问题，意见极不一致；热心制宪的一派，想把黎氏的任期拉长，候宪法公布后，再选总统；附曹的一派，想把黎氏的任期缩短，以便早作大选的买卖；（张耀曾曾有一种解释，谓冯国璋的补任期间在法理上无效，黎氏任期尚有一年三个多月；反对派则谓黎氏任期只能补足洪宪改元及袁氏死亡期间，只有一百六十余日。究之各种解释的法理论，都是一些方便的投机论。）因为各有各的打算，竟把它搁起来了。

　　到四五月之交，有一班伴着黎元洪吃饭的人，想把黎氏的任期更延长一点，声言黎氏的任期须由袁世凯修改约法、旧约法失效之日算起，要到民国十四年九月始满。于是附曹派的人，忍不住了，五月初旬，由范樵、吴莲炬等提出解释任期案，说：“黎氏的补任期只有一百六十余日，现已超过任期许久，应该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任，另选总统。”接着提案的达二十余起。黎氏自知不能久干，也咨催两院预备改选。

　　热心制宪派的人，恐怕宪法又制不成功，由国会中所谓省宪同志会联合两院同志，发表宣言，主张制宪、选总同时并进，定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完成宪法，九月三十日以前选举总统，与公布宪法同日行之。但那些“猪仔”都只热心作买卖，宪法会议屡次开会，不能得到法定人数，宪法完成的希望已经很少；于是热心制宪的人，于五月中提议修改宪法会议规则，一面将法定人数减少，一面规定一种出席费，每次二十元，缺席者则扣岁费二十元，想用金钱买“猪仔”的方法去买宪法。但是这种出席费的总额却不小，财政如是困难，将从何处去搜刮呢？

　　议定后，两院议长率同议员数人去见黎元洪，请设法筹措此项经费，黎氏慨然允诺，立召国务总理张绍曾及阁员吴毓麟、财政次长杨寿柟（财长时不在京）、税务督办孙宝琦等入府，商议筹款方法，当面决定由海关建筑费项下拨借一百二十万元，分四月提拨，每月拨制宪经费十七万元（驻外使馆经费十三万元）；议定后即由黎谕知税务处转总税务司照办。曹锟及津保派的徒党得此消息，认定这是黎元洪看好议员、谋继续当选总统的阴谋，乃令吴毓麟发难，掀起所谓府院的冲突，借口黎总统未将制宪经费案交国务院主办，有背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迫阁员全体于六月六日辞职，于是张内阁倒了。（张绍曾本不愿辞职，津保派诳以驱黎后，仍请曾复职，曾始允辞。

　　发动之日在五月二十六日，是日，国务会议例案毕后，吴毓麟盛气言曰：“府方自定国会制宪经费，不经国务会议议决，实有违背责任内阁制精神，予等应如何设法打销。”高凌蔚继言：“此中定有黑幕，予等应向黄陂质问究竟。”程克附和其说。张绍曾云：“事前我与文泉曾预其事，但一切均由府方规划。”时李根源请假回苏州，未在席间。是日为星期六，例往公府会餐，各阁员就席后，即与黎元洪论难此事，黎以事前曾邀国务总理及财政次长、交通总长等当面商定，不为侵权，吴、高等则谓应交内阁办理，不欢而散。

　　到六月六日开特别国务会议，吴毓麟、高凌蔚、程克主张全体辞职。张绍曾尚未表示，高复言：“如总理不愿辞，我辈当单独提出辞呈。”张始答谓：“我辈应取同一步骤，要辞大家辞。”彭允彝、李根源默未发言，高即出先行拟好之辞呈电稿二纸，依次签名。发出后，张绍曾等即日赴津。）张阁倒后，接着便由王怀庆、冯玉祥等在北京演“逼宫”的一幕；王承斌在天津新站接演劫车索印的一幕。

　　六月六日，张绍曾等辞职赴津后，黎即一面派人赴津挽留劝解，一面通电宣示借拨制宪经费经过实情。七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所部军警官佐，集合五百余人到总统府，藉口内阁无人负责，军饷无着，要求直见总统，索问军饷的着落；黎亲出见，答以阴历端午节前二日当可筹发（时距端午节尚有十二天），军警官佐等退出。八日，天安门外的流氓乞丐公民团又出现了；他们也学得学生团体的办法，手执驱黎的各种旗帜，集合开会后，游行至黎元洪的私宅，包围喧闹，黎氏派人召聂宪藩、薛之珩等设法弹压，皆置之不理，夜深始各散去。九日，北京的警察藉口索饷无着，不能枵腹从公，全体罢岗了。自此驱黎的公民团和索饷的军警连日合演双簧剧，向黎氏私宅滋扰，至于将黎宅的电话和自来水管都阻断了。

　　闹到十二日，王怀庆、冯玉祥见黎尚不出走，便向黎呈请辞职，表示不负维持秩序之责任；黎将二人的辞呈退回，二人拒不收受。黎于张氏辞职后，因张无复任希望，曾商请顾维钧、颜惠庆等组阁，顾、颜二人皆知道曹锟的阴谋所在，不敢犯其威稜，辞不肯任。黎又致电曹锟、吴佩孚，向之哀吁，曹当然是不理的。吴是前此表示“拥护总统，服从曹使”的，现在也置之不理了。此时只有一个农商总长李根源愤恨直系恶毒太甚，想扶助黎氏硬抗。

　　十三日，黎氏决计赴津，于出京前拟就几道命令：（一）准张绍曾免职；（二）任命李根源为国务总理；（三）准张阁诸阁员（除李根源以外）全体免职；（四）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五）裁撤所有巡阅使、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还有其他两命令），皆由李根源副署盖印后交印铸局发布。这是预备和直系捣乱的。但此时印铸局也为首党所把持，这些命令都未发出，而黎氏已于十三日午后二时出京。于是“逼宫”的一幕完结。黎出京前，将所有总统的大小印信，交其眷属带往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收藏；高凌蔚等查印信所在不得，立即发电话至天津，命直隶省长王承斌设法截留，王即率同警务处长杨以德并军警多人，乘车到杨村等候黎氏车到，便登车向黎氏查问总统印信的下落；黎初不以实告，王百端威吓，不许黎氏出车站一步，相持至十四日午前四时，黎告以实情；俟北京方面将印信索出，王又出电稿三通，迫黎签名（电稿一致参众两院，一致国务院，一致全国各界，谓因故出京，向国会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声言若不签名，将永不放行；黎签名后始得出站。这便是“劫车索印”的一幕。

　　我们看到曹派这种举动，很有一点不可解的：他们既已如此的不要面孔，尽可直切了当地把曹锟抬到总统的椅子上坐了就是，何必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手续，用许多的金钱，买许多的“猪仔”，投什么选举票呢？但是他们到底不惮烦琐。十四日，高凌蔚几个人，排去张绍曾，自己宣告复职，摄行大总统职务；十六日，又促令吴景濂联络两院的“猪仔”，议决十三日以后黎元洪在津所发命令无效（黎到津后还与李根源故意发命令、发通电，和直系捣乱）；王怀庆、冯玉祥也自己宣告复职了；曹锟也在保定电令王、冯保持秩序，并且说“国会为国家法律根本所在，务望极力尊崇保护”。两院议员有一部分廉耻还未丧尽的，纷纷离京赴津，或即南下，想在南方另谋救济的方法，此时全国的舆论一致地痛骂曹锟及其走狗；反直派的政客，也奔走联络各方，与曹派决斗；但因彼此同床各梦，终归无效。

　　曹派因为议员走了一部分，恐怕选举总统得不到法定人数；又因为走了的议员，大都是比较热心制宪的人，便用回京制宪的话来挽留他们。骨头比较硬一点的议员，终于不为所动。那些假装的硬汉，由天津跑到上海，再由上海跑到天津，再由天津跑回北京；他们把自己的骨头和五千元的银行支票用天秤较量较量，觉得那五千元的支票还要重一点；他们跑来跑去的时候，就是较量他们自己的骨头和支票的轻重的时候。到十月五日，五百几十个“猪仔”，把他们的骨头和五千元的支票正式交换了；曹锟篡夺的计划，完全成功了。

　　在“罗案”发生以前，有一部分人，觉得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所以和他表同情。自“罗案”发生以后，吴氏为保持直系整个势力的原故，一意将顺津保派，忍心地望着一班狐狸豺虎的横行；忘却曹氏的势力全在自身，自身的潜势力全在一部分舆论的同情；甘愿曹氏将此一部分舆论的同情毁去，想专用武力来捣乱南方，制服奉系，他的失败不必等到第二次奉直战争，在他将顺津保派肆行无忌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因为一般国人，已认定他也不过是曹锟个人的走狗，从前对他所表的同情都是由于希望和平统一太过的大错误；所以曹锟篡夺的计划成功时，便是吴佩孚的势力毁灭时。

　　选的前后几天，那五百几十个卖身的议员，觉得彰明昭著的卖身，万目所视，也有点难过，想得一件物品来遮一遮羞，于是把争持十余年以来制不成功的宪法，在两三天工夫以内通过二读、三读；十月十日，曹锟就任总统，吴景濂等也在那一天举行公布宪法的仪式了；并且就那部宪法的内容而论，公然成了一部联邦分权的宪法。但这种“遮羞的宪法”，国民哪个理它呢！国会既实行最后的自杀，从此法统也断绝了，护法的旗帜，也没有人再要了，便是联治的运动也到了日落西山的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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