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37)_李剑农

一三七

　　四、奉系与皖系

　　张作霖此时是一个战败者，对于所谓法统恢复的问题，自然无过问的余地。但东三省还是在他的宰割之下，无论谁作总统，国会或新或旧，他都不理，他在六月三日通电宣布东三省自治。六月二十日，虽有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通电赞成统一，但一面却举张作霖为三省保安总司令；张氏于七月三日召集吴俊陞、孙烈臣开三省军事会议，对于中央，决计持中立态度，不受调和，一面积极训练军队，预备二次的战争。皖系自九年段祺瑞颠覆以后，残余的地盘只剩有浙江一省和上海一隔的淞沪护军使了。

　　浙督卢永祥于徐世昌宣布退位的次日，即通电反对恢复法统之说，谓徐之去职，以政权付诸现内阁摄行，内阁复以还诸国会，（徐去职时，曾命令国务院暂时摄行大总统职务，国务院则电致天津国会两院议长，声称谨举此权奉还国会，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无法律根据；黎元洪的任期，曾由冯国璋补满，黎则已无职可复。五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即响应卢氏的通电，也表示反对。及黎元洪入京，卢、何二人电黎，都只承认他为“事实上之总统而非法律上之总统”。因为黎元洪主张“废督裁兵”，卢氏便于六月十六日自动的废去浙江督军，由所部在浙军官推举卢氏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其实就是变相的宣告浙江独立；卢氏发出的“号”电说：“自废督之日起，浙江省境内不受任何方面非法侵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并变相督军制之发生。”自此浙江制宪自治的空气越发浓厚了。

　　五、西南自治的各省

　　西南各省最重要的本要算两广，陈炯明正在和中山捣乱，已为事实上的表示。其他如湘，如川，如滇、黔，都已树立自治的旗帜，忽闻恢复法统之说，立刻不便作何表示；要承认，恐于割据的自治有碍；要反对，又不知要如何措词才好，所以起初都守静默的态度，不加赞否，及法统恢复，渐次成为事实，始相率表示，一面尊重法统，一面促成联治。唐继尧（唐氏自十年二月被顾品珍逐出云南后，于十一年三月复乘机回滇，战胜顾品珍，恢复原有的地位）于六月二十九日电黎表示拥戴，后又连发两电：其一，说“恢复国会及总统复职，固为护法各省所主张，惟根本解决之方，则在速集南北各省代表，开一联席会议，解决以前纠纷”；其二，说“以经验所得及国民心理所向，集权主义既不适于国情，民治潮流复运输于宇内，此时仍惟实行联省自治，为救国不二法门”。

　　湖南的赵恒惕于七月一日通电，也不否认国会的恢复和黎元洪的复职，但主张“建设联邦化的单一国”，说：“国会自由集会，应时势之要求，树百年之大计，首在完成国宪，并予各省以自由制宪之权，或纳省宪大纲于国宪之中。”四川的刘湘，表示大概相同。曹锟、吴佩孚对于唐、赵的主张不予赞成，说统一事件应由国会解决，反对另开联席会议，并说各省军人不宜取轨外行动。赵恒惕后又发表一篇《与曹吴论国是书》，洋洋数千言，反复解释联邦制的精神和作用，主张于国会制宪之外，有另开各省联合会议的必要。无奈曹、吴以为自己有了旧国会的工具在手里，已经占了上风，不肯容纳他人合理的建议。赵恒惕的洋洋大文终归空费纸墨；不过国内联治的空气，已经很浓厚了。

　　六、其他的国民团体

　　除了上面所述五个方面以外，其他的国民团体，对于所谓法统本无所容心；自九年秋间以来，大都趋向于联治运动；不过因为连年的兵乱，所争者表面上都是为一个“法”字，要替护法的人求得一个偃旗息鼓的下场，用恢复法统来敷衍一下也未尝不可，若要真正解决国内的争端，还是非用联治的方法不可：这是其他国民团体一般心理。当时可以代表此种心理的团体，在上海有一个八团体联合会的国是会议，（所谓“八团体联合会”，是起于十年十月五日在上海开会的商会联合会，继于十七日加入教育会联合会，称为“商教联合会”，主张在沪开国是会议，至十一年三月，又加入农、工、银行、律师、报界、省议会的六种团体，扩大为八团体，于三月十五日在沪举行开会式，定名为“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这要算是人民自由集合讨论国事的团体。）主张由各省自制省宪，再由各省联合制定中华民国的国宪；他们并且组织了一个“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拟委员会”。

　　在法统恢复进行的当中，曾用国宪草拟委员会的名义通电，表示他们的主张，并且在七月中旬发布他们所拟定的国宪大纲，内容完全采用联邦分权的办法。在北京方面，还出现了一个学者所组织的言论团体——《努力周报》。他们虽主张恢复旧国会制宪，却不附和什么法统之说；他们认定由旧国会制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办法；他们劝告黎元洪，叫他自认为事实上的总统；劝告旧国会，叫他们自认为事实上的国会，努力制宪，不要再闹什么无意识的纠纷，作政治的买卖；他们主张采用联邦制，以免军阀割据之祸，很恭维八团体的国宪草案；他们屡次劝告当局，主张召集一个各省联合会议，公开地讨论一切重要问题，解决一切纠纷，若要避免联省之名，不拘叫什么会议都可以。

　　（他们因为孙中山、吴佩孚反对联治，在该报第十八期的短评里面忠告孙、吴，说：“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只有省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的割据局面；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现今的局面；只有公开的会议，可以代替那终久必失败的武力统一。”）

　　这一些主张，很可以代表当时一般国民最纯正的心理。到国会开会后，北京又出现了一个“修正宪法草案请愿团”，主张将《天坛宪法草案》重加修正，将中央与各省的事权划分成为一种联邦制的宪法。故就一般的国民心理说，法统恢复的时候，便是联治运动达于最高潮的时候，所以此时可称为护法运动与联治运动的合流。

　　在此两种运动合流并进时，那个被恢复的黎总统和旧国会，仿佛也觉悟到此点。黎氏于七月一日发表一道命令，说：

　　地方自治，原为立宪国家根本要图。……现在国会业已定期开议，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定审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俾得至中至当之归，允符相维相系之义，国家统一前途，实嘉赖之。

　　这道命令，便是应付联治的要求的。国会开会后，于八月十九日的宪法审议会，以大多数通过“省之事权应取概括主义，中央取列举主义”。于八月二十六日的宪法审议会，又通过了两案：一、各省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得自制省宪；二、“地方制度”章内应规定关于省宪各原则；这也是应付联治的要求的。如此，对于民国统一的前途，仿佛多少有一点点希望；但是曹锟只梦想作总统，吴佩孚只梦想单纯的武力统一，黎元洪和旧国会，都不过是他俩暂时所玩弄的工具，因此各方的实力派也依旧钩心斗角，和曹、吴对演他们袖子里面的秘戏；一般国民最纯正的心理所要求的，都成空想。不久，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曹锟实行窃位，国会最后的自杀，又转入别一幕的怪剧。

梦远书城(gux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