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29)_李剑农

一二九

　　▼一　联治思想的由来及其运动的进展

　　联治运动，虽然到民国九年以后才风行一时，但这种思想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因为中国疆域的辽阔，各省情势的复杂，本有适用联邦制的基础，所以在晚清维新运动时代，无论立宪、革命两派的志士，都有将来须仿效联邦制度的观念。（梁启超在光绪辛丑年著《卢梭学案》，其结尾一段说：“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又为案语说：“……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这是立宪派仿效联邦制的观念。革命党的机关报《民报》第四号载有《民生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一文，其中也说：“共和政治也，联邦政体也，非吾党日以为建设新中国无上之宗旨乎？使吾党之目的而达，则中国之政体将变为法国之共和，美国之联邦……”可见两党人士，都有采用联邦制的观念，而联邦制又并不是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

　　到辛亥革命时，这种仿效联邦制的思想尤为显著：山东宣布独立时，咨议局向清廷提出八条，其最后四条说：“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政体（五）；外官制地方税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六）；咨议局章程即为本省宪法，得自由改定之（七）；本省有练兵保卫之自由（八）。”革命临时政府组织的发起，明明白白地说：“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代表的选派，以省区为单位；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由省区代表制定通过；临时总统的选举投票，每省且以一票为限；可见联邦思想在革命时的势力。但自临时政府成立后，为求统一巩固的原故，中央集权的思想渐渐把联邦思想压倒了。

　　直到袁世凯大权独揽，各省大概皆为北洋系的将军、巡按所宰制，国民党被摧毁，进步党也失去了活动的机会，从前反对联邦制主张中央集权的进步党人，忽然又主张扩大各省的自治权：张东荪在《中华杂志》第七号发表《地方制度之终极观》一文，主张采联邦自治的精神，而不取联邦的名义；丁世峄接着又在《中华杂志》第九号发表一篇《民国国是论》，说中国的国基在于各省，犹美国的国基在于各州，主张在宪法上将中央与各省的权限划清。

　　章士钊因张、丁两人之论，在《甲寅》杂志上作了一篇《联邦论的评论》，接着又发表一篇《学理上的联邦论》，于是引起潘力山的反驳，一时联邦论颇有“甚嚣尘上”之势。但此时鼓吹联邦论、鼓吹扩大省自治权的人，大概是感于袁氏专制淫威的滥用，使得各派新人士全无活动插足的处所；想假联邦自治之说，一方面挑动各省反抗袁氏独裁的情感，一方面为新派人士谋活动的机会。所以一到洪宪帝制推翻后，甚嚣尘上的联邦论，又反于消沉的状态了。

　　民国五六年间，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在国会里面，为了一个地方制度插入宪法的问题，发生有名的斗殴案；其实当时的国民党人并不曾主张采用联邦制，不过想在宪法上确定省长民选罢了；进步党人非徒反对省长民选，并且反对以任何省制列入宪法，因为省制入宪，有类似联邦制的原故；后来督军团受进步党人的教唆，通电干宪，以“造成联邦，破坏统一”为国会罪案之一；可见当时一般人对于联邦制的反感。国会第二次解散后，护法战争继起，又加以冯、段的暗斗，武力中心主义失却信仰，因之对于中央集权的可能性，也渐渐怀疑。

　　熊希龄向来是和进步党人表同情、主张中央集权的，在护法战争的纷乱中，忽然通电主张采用联邦制，他的电文中有几句话说：“双方既以武力争法律，苟有一方，可以战胜攻取，屈服群雄，统一全国，未始不可以慰人民云霓之望；无如彼此均衡，各无把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见他的忽然主张联邦制，是因为武力中心主义失了信仰的原故。熊电发出后，很惹起各方面的注意，或赞成，或反对，报上时有各派要人商榷的文电发见；李剑农因在《太平洋》杂志第八、九两期中，发表《民国统一问题》二篇，第一篇指陈中国已非统一的国家，统一的破坏并非由于联邦分权说，实由于中央集权之误……采用联邦制，并且是谋统一的最好方法；第二篇指陈军民分治所以不能办到，也由于中央集权之误。对于中国采用联邦制的利害有所陈说；从此一般人对于“联邦”两字，不若从前那么嫌恶了。但此还在南北和会以前；南北和会的当中，少有人注意及此；及至和会无结果，皖直战争爆裂，南方军政府瓦解后，联治运动才积极地进展。

　　前面所说，是联治思想的由来；以下再述联治运动的进行。

　　所谓联治运动，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一种省宪（或各省自治根本法），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统治本省；在省宪范围以内，非但可以免去中央的干涉，便是省与省之间也可免去侵略的纠纷，什么大云南主义、大广西主义都应该收拾起来。第二，是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一种联省宪法，以完成国家的统一——就是确定中国全部的组织为联邦制的组织；如此既可以解决南北护法的争议，又可以将国家事权划清界限，藉此把军事权收归中央，免去军阀割据之弊。这是联治运动两方面的意义。倘若全国朝野人士都抱着这两种意义进行，未尝不可成功。

　　但是当时鼓吹联治和赞成联治的人虽多，真正认识此两种意义的人却不很多。

　　就当时朝野人士的心理剖解：

　　一、进步党一派的人因为武力失了中心，中央集权无望，已完全认识此两方面的意义，极力赞助此种运动。
　　二、旧国民党派的一大部分也极力赞助。
　　三、西南各省握有实权的要人，以湖南人的主张为最力，川、滇、黔、桂也很赞助，粤省则惟陈炯明一派表示赞助，中山一派极反对；不过这些握有实权的人的赞助，大抵只认识自治一方面的意义（因为便于割据之故），没有认识联治一方面的意义，所以中山极反对。
　　四、北洋军阀势力下的各省，浙江的卢永祥因为皖派失势，想假自治之名以抵抗直系，所以也表示赞助，这种赞助当然也是图割据的、虚伪的赞助。
　　五、奉系军阀，在第一次奉直战争以前，对于此种运动绝对不理，直到被吴佩孚打败后，才和卢永祥一样的宣言自治。
　　六、吴佩孚对于“联治”两字，可以说是完全不懂（并且对于一切新式政治都不懂），他在由衡州撤兵以前，以倡导和平博得一般人的同情，自战胜皖派后，武力统一的野心还超过段祺瑞无数倍，以为他自己真是一个无敌将军；而此时为直系所宰制的省区又最多，凡直系所辖各省，当然和吴氏一致反对联治。

　　在这种复杂心理的支配下面，所以联治运动的进展很不容易。从九年下期到十二三年间，“联治”两字的声浪虽然播散及于全国，结果只有省宪运动的一方面，在湖南算是实现了一下，统一的联治，徒托梦想。

　　（国会第三次恢复后，贿选曹锟之外，也通过一种同于联邦制的宪法，但不为国人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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