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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


  和议停顿后,各方面运动调停,约经过一个月的时期。后以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及驻衡北军师长吴佩孚,联名电达南北和会代表,请以陕西实行停战为继续议和的条件,对于参战借款及参战军,则不说及。适接陕西方面来电报告,已实行停战,双方代表始再开谈话会;唐绍仪质问参战军及参战借款事,朱启钤答说俟正式会议议处;因决定于四月九日续开和议。双方代表将所有议题提出:南代表提出的,为取消军事协定,裁撤国防机关(即参战督办处)及所属军队,停支参战借款,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善后借款南北共同分用,广东军政府法令有效,及陕西湖南善后诸问题;北代表提出的,为裁减全国军队办法,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国民经济,善后借款诸问题。

  这些议题当中,北代表方面所提出的,全属笼统不着边际;南代表所提出的前三项,为段系军阀的生死问题,北代表为段系军阀所把持,绝对无承认取消之权,故谈判无从进行;国会问题,也是一个最大的障碍物,因为南北分裂,表面上既以国会非法解散为因,则南代表不能不主张恢复旧国会,而实际上无论段系军阀不能承认,即徐世昌也有难于承认之势(徐若承认,则自己的地位便不能不随之动摇),当时一般舆论对于旧国会也都淡然视之。(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和会未开以前”,国内名流蔡元培、王宠惠等曾发起组织国民制宪倡导会。)故南代表的提案,前三项是一般人所赞许的,而为北方的段系所持,第四项为一般人所不热心拥护的,而为南方的极左派所持,和议的进行竟无希望。但此尚不过是现于表面的难问题,内幕里面还有南北各党派势力分配的争斗,不在会议席上表现的问题,为局外人所无从捉摸的。

  到五月初旬,得欧洲和会的消息,关于山东问题,因段政府与日本所订之密约曾有“欣然同意”字样,中国完全失败,因此全国舆论沸然;五月四日,北京便发生有名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目标虽然是在打倒曹、陆、章三个卖国贼,而段派军阀实与此三人是相依为命的。唐绍仪因趁着反段的浓厚空气,于五月十三日在南北和会席上,突然提出下列八条:

  一、上海和会对于欧洲和会决定山东问题之条件,即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利,绝对不承认。
  二、取消中日间一切密约,宣言无效,并处罚缔结此等密约之关系人,以谢国民。三、取消参战军、国防军,及其他一切类似之军队。
  四、各省督军省长之罪情显著不洽民情者,一律更迭。
  五、由和平会议宣告民国六年六月十三日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命令无效。
  六、由和平会议选出全国声望显著之人物组织政务会议。和平会议决议各案件由其监督履行,至国会得完全行使职权为止。
  七、和平会议已议定或审查未决之各案,分别整理决定之。
  八、执行以上七条,则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

  此八条的提出,南方各分代表许多在事前并未得知。因为各分代表间意见多不一致,在和会期内,南代表与北代表固有许多不能接近的处所,便是北与北、南与南两方的内部,也俱自分派系,其纠纷全出想象之外。唐绍仪对于和会,认为已无进行的可能,故提出这种全无妥协精神的条款来。他提出此种条款,便是预备破裂。那天的议程正值讨论国会问题,唐绍仪要求照第五款办理,朱启钤反对,唐即退席,和议便告破裂,双方代表各向政府辞职。北政府对于唐氏所提的八条,除认第一条有讨论余地外,对于其他七条则痛斥其非,不但电准北代表辞职,并令他们离开和会地点即行进京,以示决绝。南方军政府虽未准代表辞职,并通电声明不变更和平宗旨,但是和会实际已无再开的希望,故此次破裂便算是最后的破裂了。

  和会经此破裂后,南北复成僵局,驻京美公使又邀英、法、日、意四公使于六月五日,共向南北两政府提出劝告。徐世昌虽未尝不想和,但终无如段派之跋扈何。朱启钤也因事事须仰承段派意旨,有全权代表之名,无全权代表之实,自知无解决当前难题的力量,也决计不再干了。北政府钱能训的内阁,也随即瓦解。龚心湛代任总理,仍为安福系所把持。六月二十四日,特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所有参战军、国防军都改称边防军;七月二十四日,又改参战事务处为边防事务处,特任段祺瑞为边防督办。这是所谓“朝三暮四”,把国民和西南当局当作众狙一般的玩弄。

  到八月十二日,又任命王揖唐为总代表,王氏是北方所谓新国会众议院的议长、安福俱乐部的首领徐树铮的走狗;无论军政府不能承认他,便是北方的直系军阀也不愿承认。吴佩孚电责北政府,说他们用此等人为议和总代表实无和平诚意。九月五日,军政府因径电北政府,声明“王氏地位与护法不相容;王氏所恃之后援,与废约不相容;请另选适当代表”。北政府拒绝不纳,王氏公然南下,南代表多不与会,但也有暗中与他接洽的;不过形式上,南北和会总算是完全消灭了。

  从八年秋到九年秋间,所谓南北议和问题在一种很奇特的状况之下:北政府乘西南各派内部的不一致,或谋与军政府直接妥协,或谋与西南某省单独妥协;西南也乘北方各派的不一致,有谋与北方的甲派妥协的,也有谋与北方的乙派妥协的。但都不能成为事实。酝酿到最后,北方便产出所谓直皖战争,南方则产出所谓粤军回粤的战争,于是南北两方又别开一新局面(下节再详述);不惟南北的统一绝望,连北也不能统北,南也不能统南了。

  辛亥革命时的上海和会虽然形式上也破裂了,但终由双方的秘密往来,把几千年传来的君主问题和平解决;为什么此次南北和议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竟不能解决一个护法争议的问题?其原因究竟何在?对于这个疑问的答解,首先要归罪于段派军阀的作梗,因为段派的军阀吃了日本的迷魂汤,始终抱持以本系武力制服一切反对派的主义,徐世昌没有方法制服他,这是南北不能接近一个最大的原因。此外,徐世昌不愿牺牲正式总统的位置,(因为徐氏不愿牺牲自己的地位,所以不便牺牲北方的新国会,北方的新国会既不能牺牲,南方的旧国会当然更不肯牺牲了。)也是两方不能接近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总原因:就是南北两方,都没有真正为国家谋利益的中心主义和思想。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虽然志在取得总统,纯粹以私心对待南方,但全国大多数人的心理皆急欲推倒清廷,南方的领袖能顺应这种心理,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把总统送给袁氏也都愿意,没有人为了一个总统位置的问题牺牲推倒清廷的目的;所以辛亥和议成功,实成功于这种一个中心的主义和思想。此次南北和议实在找不出一个中心思想来。北方的段派,为当时最失人望的。

  南方也有人肯和他结托,所以王揖唐南下,也有人暗中和他接洽,程潜在郴州被逐,陆咏霓被枪毙,便是为了与段派私通的原故。北方的新国会固然为一般舆论所不满,南方的旧国会也未见得为一般舆论所拥护;北方的毁法固然不是,南方的护法也未见得尽出于真心:总括一句话,就是此时南北两方都为军阀政客的地盘欲、权力欲弄得四分五裂,把国家的公共利益问题都丢在九霄云外去了。所以此次的和议,得不到一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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